摘要：中国与中东关系60年既是短暂而急剧变动的历史，又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本文从中国媒体对中东问题特别是巴以冲突报道的微观角度出发，从国家政策影响和媒体表现案例分析两大层面作初步考察，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中国媒体的中东问题报道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尤其是国内政策的调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30年两个阶段。前30年比较稳定，后30年特别是近10年，中东报道多元倾向日益明显，所体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外交观和利益观呈现碎片化。尽管在政府意志和主流新闻管制层面上还保持着较为清晰的方向引导和政策干预，但民意、学者甚至媒体从业者本身的立场分歧日益严重和公开化，甚至反作用于主流媒体。为应对新形势下传播领域的认识和情感巨变，政府、学者和媒体人士都必须认真思考，从战略上考虑和规划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深度交往和交融中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中国与中东关系;媒体视角;巴以冲突报道;中东问题;国际媒体

　　作者简介：马晓霖，博联社总裁，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高级记者(北京　100062)。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2-0049-12　中图分类号：62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媒体属性决定其涉外报道的高度国家化和政治化。中国的媒体均为官办媒体，其功能首先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直接或间接地将所掌握的国内和国际信息采集、整理、汇总并呈报给决策高层的同时，又将高层决策及其意图传达给国内外受众，然后才扮演社会公器角色，进行日常新闻信息采集、发布、评论和传播并进行适度的舆论监督。中国媒体秉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强调新闻具有阶级和政治属性，不承认没有政治导向的所谓纯粹客观的新闻报道取向。所以，中国媒体的报道在任何情况下，首先体现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内政外交政策，强调政治可靠、导向正确和为内政外交服务一直是中国媒体旗帜鲜明的口号。

　　国际问题报道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晴雨表，长期高度与国家外交、外宣捆绑，近年有所松动，但基本性质与特点未变。中国媒体的中东问题报道，不但与60年来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内外政策基调密切相关，而且深受执政党有关民族、国家、阶级斗争、国际关系和革命理论影响，进而在报道中体现了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革命色彩和情感因素。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和与美国、苏联实力不对等三角关系中的一极，深刻卷入世界风云，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发展。中东地区民族独立浪潮蓬勃兴旺，是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活跃地带，也是冷战对峙和两霸争夺的重要前沿，更是二战后局部战争与冲突频发之地，自然是中国外交十分重要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也必然是中国媒体持续和密切关注的新闻热土，受到关注由来已久，报道力度和比重一直较大。

　　具体到中东问题报道本身，中国媒体报道60年中的前30年总体亲近阿拉伯疏远以色列，支持阿拉伯抨击以色列，但并非整体反对以色列国家或反对犹太人民。后30年趋于相对中立、平衡和超脱，并大力为和平进程欢呼。自万隆会议后中国中东政策明确向一边倒：媒体一直同情和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摆脱外来势力控制，谴责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为美国战略利益驱使的角色。这个基调显然服务于发展和深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及第三世界外交关系的大局，也服务于中国反对美苏在中东地区争霸的国际战略大局。当然，中国媒体在“亲阿疏以”、“赞阿批以”的同时，也理性体现着中国中东政策的另一面——同情犹太人民的历史遭遇和苦难，反对从根本上否定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存在、将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混为一谈或笼统的排犹主义。

　　随着冷战进入尾声，中国改革开放及中东和平进程逐步启动，中国又调整地区政策，相对超脱并客观地鼓励双方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以“土地换和平”为原则实现历史和解。

　　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阿全面建交、中以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的地区政策更加理性务实，且对大国特别是美国介入和平进程持默认甚至公开支持态度。相应地，中国媒体的报道也由此前几乎无条件绝对支持阿方逐步转为就事论事的报道和评议，但总体上依然照顾中阿历史友好与现实利益，保持更为亲近阿方的姿态。这是长达半个世纪的朋友、兄弟加伙伴关系情意的自然延续，也是对中东问题大是大非原则的基本把握和持守，因为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毕竟存在着领土占领与被占领关系。中国媒体人士所受的教育、传统和法理判断均在政策影响之外，对中东报道发挥着另一种支撑作用。不过，2000年以后中东报道的变化几乎颠覆了前50年的报道基调。

　　一、我国媒体新世纪中东报道的剧烈变化及其成因

　　21世纪以来，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出现历史性变化，折射着中国和中东所处的时代特征，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此阶段的报道不仅体现为对中东争端固有是非立场与倾向方面的微妙变化，更体现了全球化、网络化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巨大冲击甚至重构，这种革命性的剧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利益调整，将中国媒体推到变革的前沿，也给中东问题的报道带来明显的混乱、撕裂和阵痛。“亲阿”还是“亲以”成为媒体人士或学者经常提到的立场或观点，这种分野甚至在中国媒体受众中引起对立，是前50年报道所未有和不可想像的。

　　深刻影响中国媒体中东报道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造成三个世界历史划分概念和价值的弱化，中国政府和公众被迫以新的视角看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界线。“敌我友”概念已不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或冷战思维定义，取而代之的是因利益的同异而变化，阵营也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议题的变化中不断分化组合。受制于文化和国家政策的中国媒体，不但是全球化观念的直接接受和发散者，也在日积月累的传播中被潜移默化，日益具有全球视野和意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非传统威胁逐步成为中国媒体的焦点，体现在报道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新闻观也因之而变。

　　第二，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和成长，打破原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官方发布、主流来源不再是中国媒体、受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多数网民甚至不再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世界第一次立体、全面和多层次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获得思想解放的受众不但以自己的目光判断包括中东问题在内的国际风云，甚至以逆反、质疑和批评的思维审视官方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及立场。去主流化、去精英化和反传统成为以青年人为核心的网络用户的趋势，他们厌倦了官方媒体说教式的报道，包括“一边倒”的中东报道。

　　第三，全球化和网络化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导致发达的西方媒体传播快速在中国着陆，而网络带来的媒体竞争压力，加剧了中国传统媒体对西方传媒内容的快餐式摄入，使中国在近10年的国际报道深受西方新闻观、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深刻的渗透必然体现在中国中东问题报道的方方面面，而这个阶段正好是西方妖魔化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最为鼎盛的时期，与此相对应的以色列，则形象大为改观。网民在论坛、博客里的“无厘头”狂欢或者起哄，也形成巨大的网络压力甚至网络暴力，影响着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

　　第四，“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也扭曲了中国公众对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媒体的中东报道。由于布什政府把反恐矛头指向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美以将巴以争端妖魔化为恐怖与反恐怖，不但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中国媒体形象转为负面，即使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主流派形象和地位也受到冲击。在所谓的“反恐”时代，主要恐怖组织与阿拉伯一伊斯兰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影响力巨大的西方政府、智库和媒体渲染放大，形成巨大的负面辐射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中国媒体，进而对其原有报道风格和价值取向形成明显的烙印。

　　第五，中东恐怖事件的泛滥，特别是中国公民的无辜受害，使中国公众从情感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甚至伤害，他们朴素而木能地重新思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种情绪化的抉择与官方立场形成剥离。哈马斯等组织的自杀式袭击方式，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和公开煽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公众的反感，增加了他们对以色列人安全环境的忧虑和武力弹压的理解，这也必然影响中国媒体的立场取向。中国公民在巴勒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死伤于自杀性爆炸，或被绑架、杀害，更激起中国公众甚至媒体的愤怒，这种不满也被非理性地转嫁到包括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在内的穆斯林世界，同样影响对中东问题的报道。

　　第六，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长期不和与勾心斗角，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裂和无为，导致中国公众的极大失望和媒体的厌倦。中东和平进程久拖不决，加剧了中国公众的厌倦和麻木情绪。这些现实反映到媒体报道和受众方面，表现为对巴勒斯坦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甚至转而同情和钦佩在危机中自强不息的以色列。中东问题日复一日的纠缠，不但让各阶层受众产生心理疲劳，也让天天重复报道的媒体充满厌倦。

　　第七，阿以双方对华公关和媒体宣传的强弱，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中国媒体报道立场的变化。22个阿拉伯国家在华拥有强大的外交使团和能量，但一如它们在中东地区的状况，缺乏统一、高效和与时俱进的媒体和公众公关机制和力量，很少主动向中国媒体和公众正面和有序地阐述对中东冲突、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对华公众和媒体公关非常成功，不但短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妖魔式历史形象，而且日益掌握了主动权。

　　第八，学者和第三方独立声音的出现，也打破了中国媒体报道一言堂和异口同声的原有格局。近10年以来，随着媒体环境的逐步开放，中国学者针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和声音也逐步多元化。他们在不同议题、不同层面的不同声音，甚至与官方立场相对立的看法，既构成中东研究的成果，也成为丰富和影响中东报道的不同纬度和角度，并借助媒体特别是网络、电视与中国公众形成相互支撑的持续互动。

　　第九，中国官方政策的倾向性色彩蜕化和角色后退给了媒体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由于中国与中东地缘政治关系相对较远，中国与阿以关系保持相对超脱与平衡，在韬光养晦和全面和平外交理念主导下，中东政策对媒体的干预力度明显减弱或后退，使媒体报道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发挥尺度，也使2l世纪前十年的中东报道呈现大原则下的多元化。

　　二、前三十年中国媒体中东报道案例分析(1949～1978年)

　　建国之后至万隆会议前，中国媒体亲近以色列，疏远阿拉伯。然而，考虑到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和承认，建国前那种明显占在以色列一边的表态和措辞逐渐消失。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色列于1950年1月9日宣布承认新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的中东国家。由于以色列的犹豫不决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中以未能把相互承认转化为外交关系。因此，万隆会议前，由于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普遍对中国采取冷漠和敌视政策，中国又受困于朝鲜战争，中国媒体仍延续着新中国建立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的外交政策。

　　1956年战争至1978年埃以媾和，中国开始亲近阿拉伯，抛弃以色列，对中东争端的双方界限明显，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此时的报道充满了革命和战斗色彩，具有浓烈的世界革命特征。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决定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在此次会议上高调亮相的中国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国际孤立，中东政策天平开始向阿拉伯一方倾斜，但仍对中以关系正常化抱有希望。然而，这一政策由于1956年以色列伙同英法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而终止，中国媒体将以色列斥责为“帝国主义在近东侵略政策的工具”，由此确立对以媒体形象的地位并持续几十年。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一直是中国媒体的不二选择，也必然由于阿以之间的严重敌对而不利于以色列。“亲阿疏以”、“赞阿批以”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