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会最近否决与日本合作的高铁计划，使中国「高铁外交」有了新目标。中国高铁速度及里数已是世界第一。越南政府两年多前宁愿选择较昂贵的日本高铁，而舍弃便宜一半的中国高铁，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担心中越一旦开战，中国的军队会使用贯通南北的高铁「长驱直入」，会危及越南国防。中方官员最近在中越双边会谈中提到中国高铁的发展形势。中越要走出三十一年前双方战争的阴影。

　　中国和越南，两个共产党执政的相邻国家，恩恩怨怨，沧海桑田。二零一零年，是中越建交六十年，也是中越六十年来第一个「中越友好年」。三十一年前的二月，一场持续十年、中国近百万军人和民兵参与的中越战争，在中越关系史上留下带血的浓重一笔。如今，中越双方谁都不愿再提起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战争，阴影却依然存在。刚刚过去的六月，越南与日本合作的高铁项目遭国会否决，令正在推进的中国「高铁外交」有了新目标。两年多前，越南决定「舍近求远」，放弃中国而选择与日本合作高铁项目，竟然有一种舆论认为，铁路是「半军事化设备，与中国合作会危及越南国防，一旦双方开战，便让中国长驱直入」，还是选择与日本合作为妥。

　　进行了二十五天的第十二届国会第七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极具活力的民主革新大会，完成了许多重要议题」。在闭幕前夕的六月十九日，与会代表对政府的《河内——胡志明市高速铁路项目》提案作审议，最后三成八赞成票，四成一否决票，以设计方案必须修改、价格要下降为由，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越南舆论认为，「这正确反映了人民对影响国家未来决策的意愿」。在越南，国家性计划被国会否决十分罕见，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越南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但高铁项目背后的外交角力和冷战思维却少有舆论关注。

　　计划中的越南高铁项目，预计二零三五年全线建成，全长一千五百七十公里，造价五百六十亿美元，连接首都河内和南部商业中心胡志明市，全面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运行时速三百公里，力争二零一四年开建，二零二零年开通「河内——荣市」、「芽庄——胡志明市」，二零三零年开通「荣市——岘港」的部分区间。这条贯穿南北的高铁建成后，将大大缩短耗时，由现时的三十小时缩减至六小时。越南经历了两年多时间与日本的国际协作组织作商谈和论证，日本政府也统一用日本银行的贷款，给越南购买日本企业生产的高铁设备。

　　越南国会否决高铁项目的理由是，「我们的国家依然贫穷」，高铁项目耗资相当于零九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六成，将把国家拖入沉重外债「黑洞」，民众更希望政府投资医疗、电力保障，企业更希望加强铁路货运和港口建设，高铁目标消费群体模糊，社会效益难以预料。提案遭到否决后，国会副主席阮德建要求政府对高铁计划作更慎重和详细的调研，并向下届国会报告。

　　越南这一高铁项目与中国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近类似，京沪线全长一千三百多公里，设计时速三百五十公里，总投资才二千二百亿元人民币(约三百二十亿美元)，是越南高铁的近一半，二零一零年投入运营。不难看出，无论是投入，还是工期，中国高铁都比越南与日本合作修建的高铁胜过一筹。日本高铁价格高，维修成本高。从运营里数和速度来看，中国高铁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高铁从二零零零年起步，从最初的时速二百公里，到现今的三百五十公里，高铁发展速度惊人，在技术上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中国铁路时速在二百公里以上已运行二十年，在铁路安全管理方面积累了实用性经验，中国产高铁结合世界顶尖技术的合成，质优价廉，安全性和舒适性都比日本、德国和法国稍好。

　　近年来，中国施展「高铁外交」，正和他国商谈建设高速国际铁路网，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连接十七国的亚洲铁路网络，计划在二零二五年前实现，从新疆连接欧洲的高铁，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等最终抵达德国;从黑龙江省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到欧洲;从云南省连接南亚诸国;从辽宁省连接南北韩。向东南亚和中亚邻国推销高速铁路，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构建高铁网络，目的在于促进各种能源资源的进口，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政经影响力。五月广西南宁铁路枢纽动工，中国高铁将对接东盟(东协)国家，计划于二零一二年底竣工，投资百亿元人民币、区间时速达二百五十公里，届时从南宁乘高铁到中越边境的凭祥，仅需一小时。几年后穿越中国和东盟多国的「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将因高铁而崛起。

　　云南省时事评论员庄闻认为，日本和越南间的生意，与中国瓜葛不大。只是中国高铁整合了各地经济，越建越长，商机频出，这些状况不可能不影响越南的发展思路。「越南曾有意向中国请求帮助建设高铁，但两国接壤，国防事大。想引进日本『新干线』，显出越南对中国的一些忌讳，也显出了越南求发展的急迫」。有北京学者认为，面对中国高铁红红火火，越伸越长，越南对美国是否引进中国高铁，采用中国高铁技术，一直观望着，原本计划从中国进口高铁技术，因反对派担心中越战争时中国的军队会使用贯通南北的高铁而阻扰，只好求日本放宽条件进行进口高铁的商谈，如今无果而终，越南国内看好中国高铁的呼声渐起。

　　旅居莫斯科的日本时事评论人羽仁英松也认为，「虽然越南国会否决了高铁项目，但不等于他们不需要高铁，建迟建早，源于国家实力的强弱」，如果越南想尽快上马高铁，就要消除一些成见和冷战思维。用中国技术建设高铁，应该是最合适的。引进中国的技术或发展模式，不但近水楼台，且符合他们的效益追求。

　　当越南国会否决了与日本合作建高铁的提案后，北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铁道部可用「心中窃喜」描述，在下达的相关文件中表示「中国不该只做旁观者」，「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共同体的雏形已经出现，相关部门对中国高速铁路项目的推介要积极，不该放弃『南下』拓展的机会」。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于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前往北京出席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范家谦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中方趁机谈到中国高铁的发展形势。

　　中越都不愿重提历史

　　和谐互信是国际关系和合作的前提。那场持续十年的中越战争留下的阴影难以抹去。反思这段遭遇淡化的历史，对今天和明天的中越关系发展，对未来战争的思考，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未来的一代又一代，总要面对先辈的这一段历史。三十一年前战火隆隆，今天能否一笑彻底泯恩仇?

　　中越山水相连，共享一千三百四十七公里陆地边界。自九九年底《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组成十二个联合勘界组，设立近二千块界碑。边境地形复杂，勘界点多在高山河谷中，几乎无路可走。为确定界碑位置，勘界组攀陡崖、钻密林、涉湍流、趟雷区、战酷暑、斗蚂蟥……每一块界碑背后都充满艰辛。从三百多处争议到零争议。零九年十一月，中越陆地边界勘界文件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两国携手十年完成勘界。二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有争议处，一百一十四平方公里划归中国，其余划归越南。

　　陆地立碑完成，不过海上划界仍有争议，中越领海岛屿争端，主要是南沙群岛二十八个岛礁、北部湾领海及白龙尾岛。北部湾划界问题又是中越海洋边界谈判的重点。北部湾包含两部分，一是领海，二是经济区与大陆架。中越双方都是十二海里的领海国家，因此主要争议集中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

　　零九年是中越战争三十年纪念，双方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其中原因，纷繁复杂，有诸多难解之谜。这场战争怎么会开战的，整个战争过程如何，又是如何结束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估这场战争，对后人有什么历史启示?半年前，在香港出版的七十万字《十年中越战争》(天行健出版社)一书(上下册)，作出了有益探索。

　　此书作者倪创辉是当年对越作战的亲历者，书出版后，已将书送给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作成、兰州军区参谋长刘粤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宋才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阳金谷和参谋长贾晓炜等对越作战亲历者，他们有的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十年中越战争》，填补了中国一项历史学术空白。

　　中越战争刚开始时是一场较短时间、浅近纵深、规模有限的常规战争，从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全部撤军完毕(越南方面以三月十八日中国四四八团一部被歼灭作为战争结束)，历时三十天的出境「自卫反击战」结束。战争的范围仅限于边境地区，纵深不足一百公里以内地域，战争的武器也只是陆军常规武器。在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据倪创辉的《中越战争十年》一书的叙述所说，「越军不甘失败，仍不断对中国边境武装挑衅和袭扰，八二、八四年，中方又先后发动扣林山、法卡山、老山、者阴山等几次对越拔点防御作战」，因此两国不时发生冲突，长达十年。倪创辉说：「中国和越南曾经是同志加兄弟，关系非同寻常。没有人会想到中越两国会反目成仇而兵戎相见，原因错综复杂。」

　　七九年二月六日，中国领袖邓小平出访美国归途中来到日本东京，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指的侵略者就是越南。北京认为，七八年底，在前苏联支持下，越南大规模入侵柬埔寨，驱赶越南华侨，使中越边境充满火药味。对于这种「侵略行径」，邓小平认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这种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强烈措辞，令日本外务省官员吃惊。其实，中国教训越南的准备在邓小平出访前就已经开始了。邓抵美后，中越是否开战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面对媒体提问，邓小平直言不讳：「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我们得等着瞧」，「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在美国与卡特总统会谈中，尽管卡特婉转谈到美国在越南吃的亏，不过，卡特事后说，他当时已经强烈感觉到邓小平其实「早已定下主意，要惩罚越南」。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二月十七日，中国新华社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北京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有两大背景，一是中越当时的边界领土纠纷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出现武装冲突，这是直接涉及到国家领土完整的问题;二是中国的外交大战略是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越南当时被认为是前苏联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是当时反对前苏联霸权的「一条线战略」的反映。

　　邓小平以战争巩固地位

　　谈到当年那段历史，倪创辉认为，不能不对中国当年内政作出透视。他说，七七年，中共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领导职务，翌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中国「文革」刚结束，邓小平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提出全国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过，当时党内外及民众思想「左」倾惯性继续滑行，特别是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军队里也有不少高级干部对邓的路线政策不理解。邓感到必须打破这种局面，要改革开放，单靠邓当时的职位是难以推动的，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扫清极左势力对改革开放的障碍。

　　倪说，如果当时就对毛泽东作出历史评价，否定华国锋「两个凡是」，时机尚未成熟。还是那句老话，「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邓小平就利用他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个职位和军队元老派对他的信任，从军队寻求突破。邓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侵略者」的战争，透过战争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重新凝聚国民的民族同心力，打完仗后乘机将军队人事作调整。果然，邓小平打完仗后把军队大换血，一帮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实际上他从权力、从军队两边入手，而后再去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对越作战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指挥是邓小平，副总指挥是徐向前。倪创辉说：「中国打击越南，就是以越南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支持柬埔寨抗击越南为由，中国开始叫『自卫反击』，后来变成『还击』。」

　　随着两国领导人的更换、世界格局的变化等因素影响，中越关系从十年战争走向和平。八六年七月，越共总书记黎病逝，阮文灵当选为越共总书记，他不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