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角色

理解改革时期的中国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演变。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显示的那样，东亚地区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国家传统和国家间关系，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书《亚当o斯密在北京》中断言：“与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相比，国家市场并非西方的发明。……整个18世纪最大的国家市场不在欧洲而在中国。”他还进一步地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尤其是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并非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主要吸引力是这些劳动力在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上的高素质，再加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性流动的工序环境迅速扩大。”（中文版第323-324, 354页）按照他的解释，斯密并非自发市场秩序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对国家规管下的市场有着清晰洞悉的思想家。大致也沿着这一思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姚洋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时，将中性政府或中性国家作为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前提。

改革中的国家资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阿瑞吉和姚洋的讨论有两点补充性说明。就阿瑞吉的观点而言，他对中国和亚洲国家市场的叙述建立在长远的传统之上，但是，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及其对社会关系的重组，就很难设想传统的“国家市场”会自动地向新型的国家市场转变。晚清时期通过国家力量构筑军事和商业体系的努力，辛亥革命后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国家市场的新型内外关系。列宁在评论孙文的《建国大纲》时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即土地革命和新的、带有社会主义取向或民生主义取向的国家方案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性格时，不可能脱离中国革命所导致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身份的改变这一前提。例如，人们批评人民公社的试验，但很少讨论这一试验也是现代中国持续的土地关系变更的结果，一方面，以家族─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终结了，另一方面，家庭、家族和地缘关系又以另一种方式被组织到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农村改革是对公社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建立在由这一试验所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的地基之上。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在国家推动下，以多种经营和调整农产品价格为中心发展的一场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实际上继承了许多要素，从乡镇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都是在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展开的。

就姚洋的观点而言，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说，这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也产生于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修正，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等文献就是这一新的国家理论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在市场条件下，它反而比其他国家形式更加脱离利益集团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将它说成是一个中性化的国家。这是初期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改革的合法性所在，没有这一前提，不同社会阶层就难以相信国家推动的改革代表着这些阶层自身的利益。然而，中性化这一术语也遮盖了“中性化”的内涵，即国家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地基之上的，至少就初期而言，改革的正当性恰恰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我们很难从一个单一的规定性出发界定中国的国家性质，在它的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在改革进程中，人们常常会用改革与反改革、进步与保守来描述这些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从动态的历史角度看，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制衡和矛盾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看到过两种或多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消长，以及对“极左”或“极右”的克服；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拢。80年代中期一度有过私有化的主张，但在体制内外均遭到强烈抵制，结果是先形成市场机制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是中国没有采取俄国休克疗法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社会性资源，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关系转化为对社会政策的制约。即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难将这些批评性力量界定为反对改革。其实，在1990年代爆发的思想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最终促成了科学发展或另类发展的观念。中国社会对腐败的普遍厌倦和抵制也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动力之一。国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

中国改革中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比如人才战略、教育改革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实施等等，但我认为上述这几个方面最为根本，也因此常常被忽略。这几点也是中国20世纪最为独特的经验的一部分。

主权结构的变异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市场化的新条件下，上述各项条件也面临着重要的挑战--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主体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异。如果不能把握新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动方向，就难以形成新的、有效的机制和政策。要理解这些变化，需要对当代世界的一些新趋势加以总结。

首先，在全球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主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异。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是资本的跨国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生产、消费和流动，大规模移民及由贸易和投资而形成的市场依赖性，以及各种风险的全球化。第二是为了管理和应对这一资本的跨国运动及控制风险而形成的新的国际调控机制，如WTO、欧盟和其他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组织。前者更像是一种无政府力量，而后者则是对这一无政府力量加以协调或控制的机制，这两种力量同时起作用。

伴随这些重要变化，国家主权的形态也势必发生变化：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逐渐地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态，生产的跨国化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完全不同以往的劳动力和资源配置，以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关系；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渐开放，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所谓“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也许有些夸张，但就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向某种程度的依附性经济的转变而言，这一概念也有很强的寓意。

就后一个方面而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条约和协定，积极参与不同的区域组织，传统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已经难以描述中国的主权结构。眼下的金融危机显示：危机本身恰好源于社会自主性的动摇，即任何一个地方的危机都可能成为我们自身的危机；而克服危机的方式又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重申旧式的主权来达致（例如，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问题无法通过国家主权单独地加以解决，而必须通过国际仲裁加以解决；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也无法通过传统主权加以保护，同样需要某种国际性的规约和保护；流行疾病及其防控现在也是一项国际性的事务）。国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开放性的国际网络中，如何形成自主性的新形式，是一个需要参照历史但又必须重新探索的新课题。

其次，不仅在全球关系领域内，而且在国内关系中，国家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用“极权主义国家”这样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国家角色，常常混同了国家角色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中国的改革没有像俄国那样经历“休克疗法”，国家在调节经济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强大的。中国的金融体制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的土地没有私有化（但能够相对自由地流转以适应市场条件的需求），不但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成本保障体制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利用土地资源组织开发并进行土地分红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大量税收也为危机条件下政府的调节能力提供了基础。这些方面均与国家能力及其意愿有关。中国的国家应该负起该负的责任，比如积极解决乡村危机、重建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对教育的投资并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政府需要从发展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化，而这一转化也会促使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向内需导向转变。

这些积极的社会政策能否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国家意志。经过30年的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者，国家机器深深地嵌入市场的活动，就各个局部而言，用中性化国家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国家并不恰当。国家不是孤立的，而是镶嵌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今天的腐败问题，不仅涉及官员个人的贪腐，而且也涉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高碳工业和能源项目的开发，常常为个别利益集团所牵制、甚至主导。对这些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形成遏制的，主要是公共讨论、社会保护运动，以及来自国家和政党内部的不同传统。例如，在1990年代末期，三农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国家农村政策的调整；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的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大争论促成了医疗改革的方向性变化；2005年展开的国企改制的辩论及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导致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家内部要求惩治腐败、严肃党纪的呼吁为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提供了内发的动力……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利益关系也以空前的能量渗透到国家机制之中，甚至法律制定过程之中，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国家及其公共政策代表广泛的利益，而不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控，已经成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

政党国家化的悖论

有关国家的讨论直接地联系着民主机制的形成问题。讨论中国的国家问题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的悖论，即一方面，较之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能力得到了广泛承认，从汶川“5o12”大地震后的救灾动员，到金融风暴后迅速推出的救市计划，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各地方政府在组织发展和克服危机方面的效能，都显示了中国国家能力的突出优势；但另一方面，即便各种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官民矛盾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刻也极为尖锐，不同层级政府的施政能力和廉洁度也受到质疑。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类矛盾经常被上升到合法性危机的高度加以讨论。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即便国家能力衰落，政府无所作为，经济低迷，社会政策无法落实，但并不存在体制性的政治危机。这一问题与作为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80年代，民主问题似乎相当简明。经过20年来的民主化浪潮，一方面，民主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民主的做法在亚洲地区已不再具备1980～1990年代的那种吸引力。随着新兴民主的危机和“颜色革命”的褪色，1989年后在东欧、中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发生的民主化浪潮正在衰落；与此同时，在西方社会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如印度），民主的空洞化正在形成普遍的民主危机。民主危机是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条件密切相关的：一、战后政治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多党或两党的议会体制，但在市场条件下，政党日渐失去早期民主的那种代表性，为了获得选票，政党的政治价值日益模糊，使得代议制民主名存实亡；二、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也面临挑战：由于经济关系日渐越过传统的国民经济范畴，与此相关的活动很难在一国国内达成妥协，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安排必须与国际体制相适应；三、伴随着政党的利益集团化、甚至寡头化，形式民主日益成为与基层社会脱节的政治结构，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无法在政治领域中获得表达，从而迫使下层社会采取无政府的自卫行动（如印度“毛主义”的崛起），不要说形式民主，甚至是国家本身，在许多地区也是空洞化的；四、由于选举过程依赖于大量的金钱和财力，在不同的民主国家，存在着合法的和非法的两种形式的选举腐败，从而也破坏了选举的公信力。

这并不是说民主价值已经衰落。问题是：到底需要怎样的民主及其形式？如何使得民主不只是空洞的形式，而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