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着重要的变迁，其中之一，是政党角色的变化。在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党政分开。1990年代之后，党政分开已经不是一个流行的口号，在具体实践和制度安排上，党政合一成为更为常见的现象。我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政党的国家化潮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趋势，值得深入分析。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政党代表众意，通过议会斗争和辩论，即通过程序民主，形成国家公意，所谓主权即公意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体制也是以各政党的代表性为基础的。但是，在市场社会条件下，国家机器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不同分支与特定利益的关系相互纠缠，改革初期的“中性化国家”正在发生转变。由于政党相对远离经济活动，反而能够相对自主地和“中性地”表达社会的意志，例如，反腐败就主要依赖政党机制的有效实施。1990年代以降，国家意志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目标呈现的，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都是如此--这些口号不再直接表达政党的特殊代表性，而是直接诉诸全民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

但是，政党的国家化也意味着双重挑战。首先，如果政党与国家的分界完全消失，有什么力量和机制能够保障政党不会像国家一样陷入市场社会的利益关系之中？其次，传统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立性）是通过其鲜明的政治价值来完成的，政党国家化则意味着政党的政治价值的弱化和转变。如果“中性国家”的达成与政党的政治价值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其普遍代表性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政党究竟能够依靠什么力量才能获得自我更新？如何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表达？如何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协商机制和官民互动不断对国家和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如何广泛地吸纳国内和国际的力量以形成最为广泛的民主？这是讨论政党自我更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考虑中国的政治变革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构思中国的民主道路。具体而言，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即什么是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或大众民主？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以克服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而造成的“去政治化”状态？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保障。中国怎么样让社会的声音和诉求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表达，以节制资本的垄断能量和诉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资本的自由还是社会的自由，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但也孕育着重要的理论命题，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形成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在普遍的民主危机条件下，这一探索的全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金融危机与90年代的终结

我们以中国这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例，观察中国面临的挑战。关于金融危机，中国的专家和一般社会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金融危机还是经济危机？这两者本来是相互纠缠的，但在理论上作出区分还是重要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部分媒体将分析的重心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但也有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如Robert Brenner，则指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般的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其根源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如果只是金融衍生品的问题，就是过度投机和缺乏有效监管引起的问题。如果是经济危机，就说明资本主义有其结构性的危机，不只是少数人投机，而且是生产方式的问题造成了危机。其实，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金融危机不可能不与整个生产方式有关系。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危机主要集中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消费又严重不足，虽然国家的刺激计划及税收减免维持了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改变经济结构，通过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平等以促进内需，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即便在金融领域，两个方面的问题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和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问题备受关注，这一问题的形成，除了与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及美元霸权有关，又产生于国际炒家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进行的金融投机。实体经济危机是跟金融危机连在一起的，不可能截然区分。

另外一个争论是，目前的危机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现在看来，这两者的情况也是相互纠缠的。所谓周期性的危机，意味着经济可以自我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如果是结构性的话，则意味着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结构，会有结构性的变化。从目前来看，经济状况会恢复好转，因此危机有周期性的特点，但未必能够回到原有的结构。例如，金融体系是否还会恢复到新自由主义高潮时期的模式？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美的金融机构经历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各国政府都大力干预经济和金融，即便政府开始调整其刺激计划，并从银行系统退出，金融体系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原有模式。

再比如，由于环境危机、能源问题及在上一个发展进程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掠夺性的开发方式所支撑的高速经济增长很难持续，大规模提高普通工人的社会待遇、逐渐改善生态环境的进程已经不可逆。最近美国提出大气变暖和节能减排的问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国内有人提出其中包含的新帝国主义的问题。利用环境问题对第三世界施压，逃避发达国家的责任，是的确存在的现象。但不能否认气候变化带来的普遍影响。大气变暖的问题很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冰川融化，湿地消失，一些地区的沙漠化，江河湖泊的严重污染，水资源的匮乏，这些问题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长期做这方面调查研究工作的文佳筠在她的文章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和农村沼气池的运用为例，说明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相应，过去一段时期，清洁煤电技术渐居领先地位，风能发电等也发展迅速（但也有人批评说，后一发展也存在盲目上马的现象）。但问题是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仍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以更为迅速的态势造成环境压力。

从上述角度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会发生变化。第一，为了规避长期的经济风险，拉动内需以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势必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在全球市场条件下，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改变过度剥夺国内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必要选择；第三，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逐渐衰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关系势必发生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势必投射到国内经济关系之中，比如美元地位的变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的增强，以及其他区域性贸易的重要性的增强等等，都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变化，也是全球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已有触底回升的迹象，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调整，会迅速遇到新的结构性危机，尤其是新的产能过剩导致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和其他社会问题。即便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重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环境工程的水平、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重建城乡的有机互动和平等关系、加大教育投资、修补并发展为盲目的发展主义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体制和社会思潮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危机除了导致新的社会政策的出现，战争、革命、社会运动也往往是其副产品。旧式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模式--如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似乎发生了转型，虽然有局部性的战争，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局部的战争没有引发20世纪的那些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而是新型的抵抗类型。在中国，围绕国企改制发生的冲突已经绵延多年，由于长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些利益集团和基层政府强行推行私有化计划，导致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斗争中的暴力现象；由于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别而产生的民族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迹象，无目标的社会报复取代了早期社会运动的模式。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危机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比如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推动医疗保险计划，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透露了某种程度向左转的态势，但其最终后果并不乐观。欧洲在政治上是右转的，萨科齐、默克尔、贝卢斯科尼的当选就是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风雨飘摇，而且也说不上左或不左。最近朝鲜和伊朗发生的事态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分析重大的变迁？最重要的不是换上了哪个领导人，即便是换上了某个看似进步的领导人，在国际领域，他们会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颇难定论的。

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一个最正面的变迁，是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在1980年代越来越强化，到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在科索沃战争、“9o11”事件之后，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遇到很大挑战，到这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广受质疑。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会很快衰落，也不是说它的后果会很快消失，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将在很长时期内伴随着我们，但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围绕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的争论仍然会持续，但这是在其衰落过程中的争论。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地缘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变是长期的过程，但经济危机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以往每一次重大的危机，都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化。例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确立的，苏联的霸权地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就是两霸支配的结构。伴随着这些新霸权的确立，旧的霸权体系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需要分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比如，在金融危机中，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被彻底动摇，但受到削弱，其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希拉里访问中国时，温家宝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感到“忧虑”。中国领导人的忧虑是真实的，它的前提是依附性经济关系的形成；但从外部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直率地向美国领导人表述他们对于霸权性货币的忧虑，这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对美元的信心动摇，改变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努力获得成功，势必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机之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朝向新自由主义方向变化，但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变成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系统也是相对稳定的银行系统。也就是说，以美欧为绝对中心的经济─金融体制正在遭遇挑战。中国经济到底存不存在某种模式，现在争议很大，但讨论模式的意义，是对旧的模式、旧的霸权的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地区，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衷常常超出了中国人自身。

过去几百年，全球权力中心发生了几次转移，但每次都在西方内部。这次不一样，欧美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亚洲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在长时间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霸权，但不再是绝对的霸权，而且也必将是逐渐衰落的霸权。长远来说，这一变化的世界性影响会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变化不止发生在中国，前段时间的金砖四国会议和上海六国会议密集地召开，并且提出了它们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关于金砖四国的讨论，争议和分歧很大，但这一概念挑战旧的世界秩序却是显然的。中国对外贸易用本币结算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双边结算模式的意义不仅限于双边，而且是全球性的，意味着对既有霸权的挑战。

伴随经济增长的重心部分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