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资本化、权力资本化的阻碍下，随着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当然时期有所不同)超常规高速扩张式增长的结束，中国的改革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中国的现代化随之陷入了有增长难发展的困境。

　　三、当前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矛盾焦点

　　中国的改革作为从传统旧体制向新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长过程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后期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焦点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阶段(1978—1991年，其中1990—1991年为短暂的调整期，也是初期阶段的收尾期)，矛盾焦点集中体现在政治变革与政策创新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冲突方面。人们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角色不同，所持的政治理念与价值选择也不相同，彼此作为不同的社会多元力量，在意识形态理念和政治选择上，存在着持续的张力，不断产生并激化相互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执政核心的改革派、“极左”的思想保守者和激进的西化派之间的较量。对于改革派来说，他们必须应对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现存意识形态构架的连续性及其基本原则，并动用革命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权威合法性来排除激进主张对政治秩序稳定的干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理念进行创新的阐释和适当的转化，以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这种情况必然使得改革的初期阶段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思想保守者和思想激进者因为观点对立、无法弥合而处在两极。二者彼此间的张力不断膨涨，冲突时有发生，使得双方的政治思维方式反向强化，产生日益激烈的两极震荡。这种冲突加重了初期改革的意识形态色彩。到1988年以后，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主要集中在改革派和一部分日益激进的西化派的知识分子之间。他们之间的冲突迅速上升，以1989年“六四风波”的爆发而结束。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不同的政治力量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政治选择问题，而改革引发的社会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还不明显。广大人民的社会生存结构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改变，人们感觉改革是普遍受益的。这时改革的矛盾焦点便集中在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层面上。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大都没有脱离其原有的生存结构，他们的政治参与更多地是一种对改革导致的突变环境的心理不适应反应，而不是因利益变动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型的政治诉求。他们对改革的政治热情来自于改革产生和带来的利益。

　　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大约还将持续10年左右)，矛盾演变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形态理念冲突由表层显性状态进入深层隐性状态，并与利益调整和阶段分化相交结成新的矛盾焦点。

　　在中期阶段，大规模、多层面的利益调整与社会结构分化开始进行。由于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效应大大减弱，从改革中普遍受益的情况已成为过去，利益分配日益失衡，因而群体性矛盾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在日趋激烈的利益调整中，阶层分化随之加快进行。人们的生存结构被打破，发生重大变动。这种利益调整和阶层分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人们在其中的定位怎样，关系到其未来的生存状态如何。可见这种调整和分化覆盖面更广、关联度更大、互动性更强。其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更为错综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的力量在此阶段已经开始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用，并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动。其结果必然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资本化的扩张与国家权力功能的弱化。中国的利益调整与阶层分化尚处在走向深化的过程之中，市场化还没有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和一切领域，权力资本化也没有及时结束。权力仍然覆盖社会全部领域，并因其逐利性、排他性和绝对化而呈无限扩张之势。这一点在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与个人权力的扩张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就是说，权力的负面作用不但没有逐渐递减直至结束，相反却有所加强。这主要是由于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没有建立起来，市场化、制度化发育迟缓。权力的无限扩张阻滞了市场规则的成长与完善，导致了效率低下、司法不公、政策失效、规则疲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功能的剥蚀和弱化。在旧体制下，权力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得不到细化和分化、政策的制订功能和执行功能没有分开，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是全面控制型的。到了改革阶段，这种没有细分的、全控型的权力，一方面为维持经济运行、推行改革、解决各种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又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并强化了权力的逐利性。当权力以资本形式越来越深地和资源资本结合时，权力的正常功能就必然越来越受到剥蚀而弱化。

　　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贫富两极化的加剧。在新旧体制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是不均衡的，机会与条件是不均等的，那些拥有并能运用某种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势力和资源资本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化过程为其提供的条件与机会，但又不按照市场规则来谋取高额利益。这便形成了狭隘的、排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具有投机性和逐利性，他们因为占有稀缺的资源资本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获得定位与获利优势，在规范疲软和规则约束之间的无规范期，大肆谋取和扩张私利。同既得利益集团相比，那些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没有任何优势和逐渐丧失优势的人们，从社会经济资源资本化产生的增值收益中获利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而且经济增长越快，规则化、制度化越赶不上社会分化的速度，有效的规则约束也难以及时跟进建立，利益失衡更加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明显。那些在社会分化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变化前景也是不确定的，会发生新的分化摆动。总之，既得利益集团化和贫富两极化表明了一种利益非国家化、利益非人民化的偏斜倾向。在有效的规则约束建立起来之前，保证不了增长的收益转变为社会的福利而不成为少数人的财富。

　　三是利益调整与阶层分化引发的矛盾冲突趋向尖锐化，并且与原来的意识形态冲突相结合，使得当前的社会冲突与政治矛盾更具综合性、危险性、爆炸性。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选择内含着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这种分歧和争论正在上浮。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直伴随着改革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价值观魅力关系的争论。第二，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人们的生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有的得到优化，有的得以维持，有的则出现恶化。越来越多的人们自愿(如为了改变生存状态而外出打工)或不自愿地(如下岗、失业等)离开原来的生存结构，造成大范围、快速度的社会流动。这些社会流动者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结构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生存结构，极易产生心理挫折感和政治不满，会形成强烈要求民主和加快社会转型等政治诉求。这一方面将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追求。日趋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相结合，必然使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矛盾焦点也是不一样的。在目前阶段，由于现代化与改革是契合在一起的，所以二者的矛盾焦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前面分析的当前改革的矛盾焦点，我们就知道了当前现代化的矛盾焦点所在。

　　四、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阶段战略选择

　　通过上述对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客观选择、矛盾焦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确实发生了诸多深层变化，中国现代化也面对着极其错综复杂的挑战，我们必须以改革为基础形成新的认识并做出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选择。

　　第一，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总体思路需要进一步调整。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相配合推进改革的思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是必要的，到了中期阶段以后，就必须尽快结束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资本化的作用，只能突出和强化市场化这条主线。而中国的改革在1992年进入中期阶段以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资本化的增值收益及其带来的增长速度，并想依靠它来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分化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路径依赖下，市场化受到挤压，结构调整事实上被忽视了。改革的中期阶段已进行了近10年，改革的路径和思路应尽快加以转变。今后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应放在市场化和权力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上。而且以权力结构为核心的政治结构调整如不适时加快进行，就难以保证在现代化的目前阶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因素，一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第二，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做好三个结构调整的协同和均衡。目前，中国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生存结构也已被打破。但是权力结构调整仍显滞缓，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以后，这个调整更加敏感、更加深层、互动性更强，有时比改革的初期阶段进行得还要缓慢，因此成为改革的重大掣肘。权力功能的分化仍然停留在表层，全面控制型的权力结构强撑社会主体结构，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也阻滞了新的生存结构的建立。今后应该加快合理的、适当的权力结构调整，以此来全面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在这两个结构调整的拉动下，加速建立新的生存结构。只有这三个结构调整都能合理适当地得到推进并逐渐深化，中国的整体社会结构转型才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才能建立起来。

　　第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将承受日益巨大的经济全球化压力。经济全球化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它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受到强烈挤迫。中国面对着苏东计划体制崩溃和东亚模式危机的“双重”压力，今后的改革与现代化政策抉择将更加困难。中国“入世”在即，多对新的矛盾将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平等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国内保护与市场开放、短期后果与长期效应、传统经济手段与现代经济工具、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经济自主与经济依附等一系列问题，处理起来都相当困难。同时这也表明，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对外开放之间更加密切关联，它们之间的衔接协调配合更为重要了。在改革与现代化进行的过程中，中国对经济全球化要采取理智实在的态度，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对“接轨”和“赶超战略”等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总体反思。对中国来说，要真正做到从国情出发、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现代化战略，虽不容易，却极端重要。

　　第四，在中国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对外开放的风险在不断增大，要做好防范。中国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并未全过去，其连锁后果随着时滞性到期可能会有新的发生。中国的金融风险以及其他经济风险因素都在增加，必须时刻做好预警、化解和应对，加快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全球化还会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与资本主义“异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及其政治表现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集聚之际，要时刻防范和消解政治风险，提高中国的政治安全系数。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任何纵容少数人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