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加快实现企业自主并形成企业生长与发展的激励机制，为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永久的增长动力。目前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展，正遇到深层制度基础不适应的最大制约。启动新经济增长阶段的总量调节与结构演进，做好需求与供给调整，战胜过剩经济的挑战，打开新的增长阀门，也要求必须重构发展的制度结构。而这一切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是两点：一是必须尽快使政府从增长的主体转变为增长的推动者，使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从政府权力的附属品成长为增长的主体;二是必须清楚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这种增长必须是发展性的有效的增长。这个动力仅靠政府强行注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由各类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来提供。为保证这一切的实现，必须坚持法治为本的原则，重塑相应的制度结构，必须创构一种主体平等的制度环境和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法律架构，真正让企业自主，激发全社会成员的自主发展创造创新精神，降低国家和各级政府依赖国有企业包揽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要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切实严格执法。

　　第六，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都是为实现其价值理念而建立的。这种制度在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保守和僵化的倾向也随之悄悄生长。既得利益者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会阻碍改革和现代化，甚至不惜对抗和牺牲整个制度。这样，体制改革就被拖延滞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无疑也将放慢。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变革现有的体制，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在向其他制度学习和借鉴中进行自己的制度创新。这将促使不同制度间的竞争和摩擦更加激烈，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魅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保证和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威资源进行各种平衡，并形成具有权威涵盖力的意识形态理念来提供内聚力，阻止那些侵蚀国家权威的各种离心力量的破坏作用，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魅力的逐渐展示来推动改革与现代化的发展。

　　第七，加速城市化进程，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演进。在过去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中，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忽视。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城乡离分式发展，对步入改革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产生很强的拖延、抑制作用。一方面它抑制了城市型第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升级，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转移;另一方面它使农村发展脱离城市化的领引，农村非农产业投资分散，低水平无序竞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困难，农业产业化大多还是停留在纸上和嘴上。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必须矫正传统的城乡离分式两元发展战略，加速城市化进程。应该对“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战略和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政策进行反思，大力发展“离土离乡式”乡镇企业。逐步改革城市身份、户口和福利制度，实行有利于城市化的户籍政策。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推动农业集约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