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中国彻底消除城乡差距，民众的购买力将得不到释放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在重庆的崎岖山路上，经常能看到带着厚厚竹棍的挑夫们徘徊着等待有人付钱请他们携带物品。这些被叫作“棒棒军”的重庆挑夫把要担负的物品挂在竹棒的一端，再把扁担挑在肩膀上徒步送到目的地。在重庆这个市委书记薄熙来不时哼唱革命老歌的山城，这些挑夫着实应该被英雄般地歌颂。然而并没有多少人被他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接纳为居民。

　　大多数“棒棒们”生在重庆周边的山村（重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中国首都的中心城镇区域，以及一片和苏格兰差不多大的内陆地区，受城镇管辖）。从共产党当权4年后的1953年起，中国的居民被分为两大类，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样的划分并不是根据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而是依据世袭传统。或许“棒棒们”将穷其一生在重庆街头讨生活，但最终他们的户口本上还是清清楚楚地印着不变的身份-“农村居民”。

　　户籍制度的确立最初是为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重庆“棒棒们”是受限制目标之一。共产党早年在重庆执政时曾把成千上万“游民”（毛泽东曾说游民“缺乏建设性”）集中起来，遣送他们到营地劳动。这些游民忍受着繁重的劳动，后来有返回原来的乡村定居。

　　过去30多年来工业的飞速增长需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移民壁垒因此被逐渐拆除，然而，户口依旧意味着太多东西的门槛，从教育、医疗、住房到职业及社会保险金等公共福利。身份被划为农民通常意味着只能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政府官员近几年常说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也的确使获得城市居民身份更容易了，至少在小型城市是这样。但去年下半年，类似的官方说辞似乎变得更加信誓旦旦。决策者们开始担心国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慷慨解囊的政府刺激消费政策后劲不足。他们相信户籍改革或许有助于改善城乡人口流动现状，同时提振中国眼下急需释放的农村消费者购买力。

　　今年3月初，国内11家报纸（实际是13家，其中两家临阵退出了）跨越重重阻隔，联合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社论提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敦促中央尽快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加速户籍改革。“我们希望”，该社论写道，“僵化的户籍制度，能终于我们这一代人，让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之神圣权利！” 自1989年之后，还没有如此多家报纸同时联合发出如此强烈的呼吁。

　　社论认为“可喜”的变化已经和改革一起发生，但户籍这一“无形而又沉重的枷锁”仍困住无数疲于奔命的人们。改革或许能够为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并减少老龄化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

　　政府对这些报刊媒体的鲁莽举动似乎颇为不满。《经济观察报》前任副总编辑张宏由于参与编写这则社论而丢掉了职务（尽管他仍被准许继续工作）。社论在报社网站登载数小时后就消失了。户籍改革固然得到支持，但政府不想让媒体挑起过多对此问题的争论。

　　城市人口从户籍制度中获益，但那些在城市之间频繁流动的城镇居民却苦不堪言。2003年，一位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移民（孙志刚，译者注）因未能提供警方要求的身份证明而被拘留，之后被打致死。此后，国内一些报刊纷纷呼吁改革。此轮风波使得准许警方以行为不端为由扣留居民并以类似理由驱逐居民的规定（收留遣送条例，译者注）被废除。

　　这一次，据一位参与社论撰写的编辑说，影响正好相反。在众多党选出的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户籍制度改革成了“禁忌话题”。3月份，温家宝总理在会上表明中央已经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并重申将进一步松动在城镇和小型城市的落户相关要求，但未透露具体细节。

　　户籍改革的艰巨和复杂性让政府踌躇不前。从农村土地所有权体制到公共服务融资，改革无疑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沿用过时的户籍制度无疑将导致更多危害。移民潮的涌入让各个地方政府措手不及。预算压力使他们很难倾囊扶助外来人口。登记在册的城镇居民对此也没有什么积极性。很少有人愿意他们的子女与被认为是乡下佬的农村孩子一起上课。

　　寒冬中的教室
　　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中国孩子本应享有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但这对农村的流动子弟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在北京，上百所私立学校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北京城南的向阳希望学校，一年的学费是1100元（约165美元）：这对城里人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却相当于许多农民工7周的收入。取暖费要另交，孩子们抱怨说冬天教室里非常冷。一位家长说她准备把孩子送回村里，因为那里的条件更好。

　　当地政府试图让罗超闭嘴。罗超是北京东北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自己也是移民）。他说地方官员今年2月春节前告诉他，为给一个开发项目腾地方，学校要被拆除，春节假期后将停止办学。为了防止他们串联把事情闹大，官员们扣留了罗校长和一位来自另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官员们承诺将为孩子们找新校址，但罗校长说，当地政府办的学校几乎不可能容纳所有的农民工子女。

　　在教育上，户籍制度的荒诞之处随处可见。虽然被冠以“农村人口”之名，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通常并未在农村生活，只是每年农历新年随父母回家探亲。这些孩子在城里的学校没有被充分接纳，有些小学生被迫辍学，还有一些到了上中学的年龄也不得不继续呆在小学就读。实际上，数百万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仍旧留在农村就学，由父母之外的其他亲人照料。如果他们随父母迁到城市，他们很可能不能在市里参加中考，而是必须回到原登记居住地的农村。

　　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以前，孩子的户口随其母亲的户口。这意味着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即使父亲是北京居民，他/她也得回到母亲的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户口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这些大学在每个省份都有招生定额。北京、上海这样的正省级直辖市获得的定额通常不成比例地高。这种特权催生了活跃的高价买卖城镇户口的黑市。

　　近年来试图松动户口相关规定的举措大多缺乏诚意。重庆去年承诺为具有高中文化、愿意放弃自有土地耕种权的农村居民提供城镇户口。此类附带条件往往很难被满足。上海去年高调宣布，在城市工作七年、并按规定缴税及社会保险的人士符合城镇户口申请条件。但农村移民在城里的工作往往没有正式合同，更不用说登记纳税或支付福利金。据国内媒体报道，百万上海农民工中只有大概3000人符合获取城镇户口的资格。5月1日，广东省会、农民工聚居地广州试图消除农村户口所带来的种种歧视，但收效甚微。北京迟迟不见行动。一位持有上海城镇户口、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的居民说他至今无法登记成为北京居民。

　　明月照我行
　　远在重庆的“棒棒们”并不稀奇。几位被问及户口问题的“棒棒”说就算政府提供户口，他们对拥有城镇户口也不抱什么幻想。他们的冷漠态度反映了一个问题。2007年，重庆市（包括城镇和其他内陆地区）和距四川省西北部340公里（约210英里）的成都被中央政府选为推行旨在平衡城乡发展的改革试点。这或许意味着两点：农民工将变成名副其实的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大片留下的土地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将被充分开发。

　　回头看，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征程。尽管过去20多年大量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迄今涉及约1亿5000万人，预计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涉及约3亿人），中国并未从如此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享受到太多益处。这一点，任何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安排旅行的人恐怕都略窥一二。

　　由于仍然享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并且可以继续种地，很多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依旧与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乡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逢春节，上千万农民工迫不及待地返乡，与留守农田的双亲和子女共度佳节。人民大学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20多岁的年轻农民工盼望在家乡而非城里盖上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中只有7%的人视自己为城里人。另一项近期公布在党报上的调查则发现将近30%的农民工计划最终回归家乡。

　　重庆的“棒棒们”说维持现状的原因还有很多。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得似乎更为灵活，一家往往有两个孩子。农村的医疗服务尚停留在相对初级的阶段。近年来政府已引入相关议程，为缴纳定额保险年费（较城镇保险相对便宜）的农村住户提供补贴医疗。“棒棒们”得回到各自的家乡才能享受到补贴医疗。而与其他半数中国农民工一样，他们在其户口所在省份工作，返乡（看病）似乎还是可能的。

　　农民工无法成功融入城市生活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特大城市中，不断膨胀的资产价格使极少人有幸攀上自有住房的高枝。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得到住房的机会大一些，但由于无法出售耕地或宅基地，很多农民买不起房子。实际上，长期依附农村土地可能会错失释放农村消费潜力的绝佳机会，也阻碍了整合小块耕地、组建拥有更高效率的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的发展。

　　在作为2012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候选者之一的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率先迈开改革步伐。2008年底，该市在市中心新建的办公楼四层设立了“农村土地交易所”。该所总裁董建国（重庆国土局的高级官员）将土地交易机制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相比较。运用减少用于房屋或厂房修建的土地使用或将土地复垦为耕地等规划形式，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将以地票的形式自由交易。这些地票将被卖给企图动用农地的城市开发商，这些农地通常远离市区。这项举措旨在防止耕地进一步流失。

　　重庆并不是唯一实行此类措施的试点，但一直在省一级上贯彻此类政策。至今为止，农村土地交易所共举办11场拍卖会，交易农业用地1200公顷（约2970亩），筹集资金19万亿元。这些资金被用于支持复垦新农地并补偿那些不愿继续种田且打算为留在农村的同伴修建小区房的民众。标准渣打银行经济学家史提芬·格林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仍然缺乏政府对改革的基础性支持，此类土地交易机制的确有助于使部分城镇土地市场创造的财富外溢到农村地区。

　　目前尚有两大阻力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其中之一当属模糊定义的土地所有权。与可以自由交易的国有城镇土地不同，农业用地被定义为“集体”共有。究竟是政府还是农民对土地享有集体所有权至今尚无定论。虽然不屑于印度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但官员们还是担心一旦赋予农民土地交易权，他们便可能脱离与农村原有的联系，以致出现像孟买那样的贫民窟。

　　土地改革何去何从，国内的学者们意见不一。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印证了他们的观点：由于出口行业紧缩，数百万农民工在城市失去了工作，但他们在老家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得以回家继续种田，并未引起社会混乱。在重庆，地票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十分紧张，他们觉得任何哪怕对小心翼翼的土地交易尝试的公众置疑都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影响。鉴于此，他们对酝酿之中的进一步计划-比如试运行农村土地信用抵押贷款业务-更没有太大的把握。取消抵押贷款赎回权这一新型运作机制的出现可能对农村稳定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恐怕是保守派最不愿看到的。

　　养活人口的重担
　　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另一大阻力在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国内粮食出产不足的担忧。目前，中央规定保留至少1亿2千万公顷耕地以确保粮食产出，但官方透露这一最低阀值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一些国内专家指出该基准制定武断，规模效应将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全球粮食市场来补充不足。但1959年到1961年影响上亿万人的三年饥荒的印记历历在目，过于依赖进口或将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考量也使官员们坚持咬紧目前的耕地面积基准。这意味着即使土地交易自由化，农民们（或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仍然入不敷出。

　　重庆大学的蒲勇健教授感叹中央没能给重庆足够的改革尝试空间。他指出，2007年重庆被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