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从古巴回到中国，在古巴期间，我花了一点时间留意了一下古巴社会，虽然在古巴时我的角色是一名游客而非正式的新闻人。希望古巴当局能允许我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思考。

　　我去古巴的原因很简单。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共有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实际上，他们是共产主义这一曾经威胁要主宰世界的运动仅存的地盘。

　　在共产主义中国生活了两年以后，我好奇地想知道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至少我想，如果我在共产主义国家，当我遇到困难时，我可以高唱着国际歌，挥舞着锤子和镰刀。

　　中国和古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权，古巴是1959年。各自的革命都经过极其相似的斗争道路。两者都由一位神化的领袖粗暴统治多年—中国是毛泽东，古巴是卡斯特罗。两位领袖的传奇都建立在一种半自杀性质的军事策略上—毛泽东的长征和卡斯特罗的袭击蒙卡达军营。他们都说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反对一个被描述为残暴和腐败的政权（哈瓦那博物馆展览中遣责古巴流亡总统Batista的方式让我联想到中国通常遣责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的方式）。革命后，两国的失败者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阵地，与故国只隔了一条狭窄的海峡—蒋介石带着支持者去了台湾，Batista的支持者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政府。各自的海峡成了几十年来军事紧张的源头。

　　当我漫步在古巴境内，总不时有一些事物让我突然回想起中国。在很多街道上，都有当地“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标语—这是一个地方的邻里组织，密切注视着人们的生活，相当于中国的工作单位。两国的政党都成功掌握了政权，因为他们具备了让他们的影响遍布每条街道、每个家庭的能力。

　　两个共产党都把自己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哈瓦那，我看到一些标语鼓励酗酒者从会议中得到帮助，在一个村庄里，我看到一条通知让人们去阉割他们的狗。另外，全国都可以看到一些口号—卡斯特罗的话或切·格瓦拉的话被刷在墙上或海报上。把这个跟中国的所见加在一起，在这两个国家中，你不太可能走出几码路而不经过几句国家领导人的睿智讲话（如果你没有去过共产主义国家，可以想象一下牛津街上的“十诫”和邱吉尔名言）。

　　两个国家都培养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借助一种“敌人正在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论点来维持。在古巴，这个敌人是美国（在哈瓦那一条未峻工的公路上有一条标语说：如果美国不进行封锁的话，这条路就早就可以完工了）。在中国，这个敌人是西方世界，他们显然想极力压制中国，想让中国回到十九世纪的被殖民时代。但是这种官方要制造敌人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感染普通民众，我发现普通的古巴人和中国人对游客十分热情。

　　两个国家都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异见，也都看不出进行全民选举的迫切需求。为两党带来执政权的革命被认为是终身制的委任书，不需要人民再进行投票了，因为这次革命就被看成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永久性定论。

　　上面说的是相似这处，但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古巴看起来还停留在1959年—老式的汽车、斑驳的楼房。而中国看起来却是跳跃着走向2059年—耀眼的摩天大楼、露天体育馆和飞机场。

　　古巴仍由一个继续着它的革命的人领导着（现总统是卡斯特罗的弟弟，而卡斯特罗自己则定期地以一个报纸专栏作家的身份现身）。这是两个在美国的禁运令下工作的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没有明显改变过他们的政治主张。

　　但中国已由第四代领导人主政—他们渐渐离开了最初的革命主张。他们同世界各国做生意，他们从上代领导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出卖社会主义换回资本主义的理论系统。

　　两个国家都曾经想要“出口”革命，但现在，中国更想要出口产品。

　　古巴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为自己完全免费和高度发达的教育和医疗系统（在哈瓦那，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家公立诊所）而自豪。中国以前也有免费的公共服务，但八十年代进行市场改革后就放弃了。结果是，现在很多人相信，中国是世界上社会主义程度最小的国家之一。中国几千万的民工都没有医疗保障（这一事实引起了政府的担忧，承诺要提供免费的或是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

　　古巴仍是一个明显的贫穷国家—我见到人们排着很长的队伍，为的是买面包，人们仍然用定量配给票证购买食物。一个妇女给我看了她的配给票，解释给我听她一个月允许买到多少大米。

　　相对的，中国的一些地方相当富裕。在北京，有一家国际运动服商店，出售NBA运动装和中国奥运会制服，一排排商品完美陈列在这家三层楼的商店中。而我走进哈瓦那卖类似商品的商店—一个房间里，一堆衬衫被塞在货架上，我想买一件古巴的奥运会制服，却被告知早就断货了（订购一件看起来也行不通）。

　　在古巴，要想富起来，你只能离开它。在中国，你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中富起来。

　　一党制的古巴把赌注下在社会主义上，认为这是保持执政权力的方法。而一党制的中国认定金钱比平等更重要。

　　谁会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