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宁玛派外，噶举派也曾是康区最兴旺的藏传佛教教派，它们大都早期建于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一带。但由于历史上多次遭到政治势力的打击，其寺院先后改宗萨迦、格鲁等派。明末清初格鲁派受固始汗和清王朝之支持，挟政教合一之势向康区迅速扩展，先后建起理塘大寺和霍尔十三寺等一批庞大寺院。乾隆金川之役后，又下令将嘉绒地区一大批苯教寺院改为黄教寺院。格鲁派因而成为康区在数量上仅次于宁玛派，在实力上最强大的教派。

　　康区之格鲁派各寺在教权上受制于西藏，凡该派僧人欲取得喇嘛资格者，均须至拉萨三大寺学习、受戒。要想取得格西学位亦须在拉萨考试合格。依靠这种方式，西藏对康区的格鲁派寺院进行宗教上的控制。噶举、萨迦等的主寺虽在西藏，但因格鲁派掌权后，这些教派已趋式微，对康区的本派寺院缺乏强有力的控制。相反，还将一些教权转移至康区以便发展。例如康区的八邦寺这时被作为与西藏楚布寺相当的噶举派“下主寺”。宁玛派原本无大寺，自西藏多吉札、敏珠林寺衰败后，康区的竹庆、噶拖、白玉等宁玛派三大寺便成为宁玛派之中心，与西藏不相干。而苯教在西藏原已式微，康区之苯教反而成为藏区的苯教中心。就连在西藏被禁绝的觉囊派[32]，也在康区东北部继续发展，现今尚有33座寺庙。除此之外，在康区还有许多本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如公嘛、端公等)和外来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及一些混合教。康区宗教上的这一兼容并存现象，一方面是缘于康区部落分立、民族众多、地理环境特殊等原因，使其在宗教信仰上比较复杂。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与西藏有差异，也促成康区宗教上的多元。例如，当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派昂翁彭措来康发展黄教时，他首先在德格土司境内建一更沙寺。由于黄教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其向康区扩张，势必影响到土司的权益。故本来出身于萨迦派的德格土司，采取扶持竹庆、噶拖、白玉、八邦、丁青寺(苯教)等其他教派寺院的方式，形成一股抗衡西藏黄教势力的合力。致使更沙寺始终形不成大寺，黄教在德格土司境一直势力甚微。可见宗教上的兼容，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土司制度，抵制政教合一的作用。综上所述，康与藏虽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又因二者历史、地理的差异而有明显的区别。两区在地缘上唇齿相依，互相影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又各自分立。在文化与宗教上康藏有许多共同，亦有不少差异。那种将康区作为西藏的一部分之说，显然是与史实相违背的。

    注解：

[1]根敦群培著，王沂暖译：《白史》，兰州：西北民院印本，第3页。
[2]“多康”(mdo-Khams)，一般释为安多与康的联称，但藏史上又常将康区称为多康，将安多地区称为多麦。所谓的“多康六冈”在地域上实际上也绝大部分是康区，并未包括安多全部在内(参见拙作《“朵甘思”考略》，载《中国藏学》，1989年1期，第136页)。
[3]傅嵩火木：《西康建省记》，民国元年印本，第1页。
[4]同上，第２页。
[5]据张其勤的入藏日记，参见张其勤：《炉藏道最新考》，第13—16页。
[6]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tsa函，载《西藏民院学院》，1981年1期，第7页。
[7]刘煦等撰：《旧唐书》，谓：“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中华书局，1975年，5219页）。《新唐书》更明确地说：“吐蕃本西羌属”（中华书局，1975年，6071页）。
[8]范晔等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5页。
[9]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10]《后汉书·西羌传》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
[11]氂又作旄，《说文解字》释为牦牛尾，盖古人以牦牛尾为旄，故氂牛也作旄牛、牦牛。
[12]参见林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