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联帝国这样一个烂摊子，戈尔巴乔夫何去何从？

　　集权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不可能，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我也可以不改革。”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

　　确实如此。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他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的稳定性，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至于自己死后专制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他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秘书、演员等演绎一段风流韵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戈尔巴乔夫不是这种人，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他知道：专制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

　　 事后我们看清楚了，戈尔巴乔夫这样选择，是基于他鲜明的民主理念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1999年，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报告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苏式）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高层地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

　　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结束语里，戈氏回答了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问题。“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最后的成功。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僵化和停滞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提出“除了改革别无出路”的口号，强调改革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推进和保证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堪称现代的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苏联帝国这架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没有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说：“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干部对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于是他根据对改革的态度，大胆调整和整顿干部队伍。在上任半年左右时间，便免去了吉洪诺夫、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提升了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等4人为政治局委员。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换了40多名党中央和政府的部长，撤换了近50名共和国州委第一书记。中下层干部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和整顿。这一措施，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创造了条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全方位的。

　　关于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只有实行私有化，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恢复社会公正”。1987年通过、次年生效的《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是改革时期主要的经济法。《国营企业法》的目的，就是使苏联企业成为自治的、民主的和财政上独立的生产者。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有力推动了苏联传统经济模式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市场经济转变。

　　戈尔巴乔夫清楚，政治制度具有决定作用，所以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

　　1、解除舆论控制，实现了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强调，政治改革就是全面发扬民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揭示社会制度各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中心任务”；“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但被苏共政权“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

　　戈尔巴乔夫回忆中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公开性象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 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戈尔巴乔夫进而提出“取消意识形态垄断”。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他强调意识形态要多元化，他甚至公开说：共产主义并不理想，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航道”是错误的。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指出，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对许多苏联人来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麦肯齐和柯伦：《俄国、苏联历史及其它》，第817页。]对真实历史的了解，使苏联人民进一步加深了对苏联帝国的认识。

　　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又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

　　2，开放党禁，形成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从而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会议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

　　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很快付诸实践。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而苏共一些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落选（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从前的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电视上，在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