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施,再到1988年第34届联大宣布20世纪90年代为根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联合国在非殖民化的进程中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当1994年最后一块托管地帕劳共和国独立并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作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的托管理事会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21]据统计,到2000年底,在全世界只有16块非自治领土尚未获得自治或独立,而它们多是位于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小块领土”。[22]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联合国关于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再有殖民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这是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的巨大进步,也是联合国的伟大成就。
第四,联合国为推动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便开始实施宪章中关于促进发展的宗旨,并逐渐把发展活动的重心移向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联合国正常预算的70%-80%用于发展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人事、行政开支),其援助范围囊括了所有的全球性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健康及人道主义问题,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及其各种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具体的各种层次的发展项目。联合国各有关机构每年共提供100多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和赠款,1993年开发计划署以13亿美元支援170个会员国的5000个项目,从1946年到1994年世界银行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3330亿贷款以资助它们的发展计划。[23]
但是,联合国毕竟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没有政府所拥有的在经社领域中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因此联合国在经社领域中的作用的更为重要的体现,是它在半个多世纪中所形成了丰富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从1961年到2000年联合国提出的四个“发展十年”的计划,以及在此期间所提出的各种发展纲领表明,联合国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经历了从最初的优先追求高增长率以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到强调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以人为中心,确认发展权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观念,再到确立保护环境与发展协调一致的原则,直到从环境保护思想引申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新的发展观的演变过程。这一体现在199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纲领》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阐发的和平、经济增长、保护环境、社会正义和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文化”概念的提出,[24]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不仅成为今后指导联合国发展行动的全面纲领和政策框架,而且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指南,从而使联合国在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独特而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
第五,联合国为编纂和发展国际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联合国宪章本身就是国际法的重大发展和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而且50多年来,联合国制定或参与制定并通过了500多个国际条约和公约,涉及从不扩散核武器到人权问题,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到海底开发,从保护知识产权到保护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从而使联合国成为避免国际秩序发生混乱的重要屏障和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有序发展的国际权威机构。
随着冷战的终结,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联合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也摆在了联合国面前:在已经存在的一些冲突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所导致的内战和局部冲突也不断发生;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最不发达的国家已经增加到48个;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日益猖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些都是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然而,联合国毕竟是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它既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缺点,当人们期待着联合国为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也在加强。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至少已经证明:联合国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和最重要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力量;联合国宪章基本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它的宗旨和原则无需改变,它所确立的目标和规划的蓝图还远未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作为历史的产物,既有保持大国均势的现实主义考虑,又有保持大国合作实行集体安全的理想主义成分,到目前为止,仍基本符合世界政治的现实情况和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既不能取消,也不能扩大,而是应当作出一些防止滥用否决权的规定。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冷战以苏联一极的自行坍塌而结束,国际政治力量逐渐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真正意义上的多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国际政治旧秩序的集中表现,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体现在要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之中,[25]这就使联合国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再次面临考验。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2000年9月联合国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上,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已经庄严承诺:“在进入21世纪之际,将致力于确保联合国更加强大、更加有效、更有效率”,将“与全体会员国一道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维护安理会的权威、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6]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斗争,联合国也必须通过改革而不断自我完善,但是联合国在制定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行为规则方面,在促进国际法的建设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使国际关系进一步走向体制化。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的世界里,这也是联合国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如果说在政治领域,反法西斯大同盟决心在二战后共同致力于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标的国际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在经济领域,则主要是在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国际经济秩序结构,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亦称布雷顿森林制度。[27]正如罗斯福在要求国会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咨文中所说:“国际上政治合作的奠基石是建立常设联合国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国际上经济合作的奠基石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建议”。[28]
两次世界大战使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一片混乱。然而正是战争的血的教训,才使各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再次走进死胡同,只有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才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因此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优势,试图从金融、投资、贸易三个方面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在金融方面,重建国际货币制度,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在投资方面,以鼓励对外投资、筹措资金来促进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贸易方面,以扭转日益盛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于是在经过美、英等国的艰苦谈判之后,1944年7月在美国的提议下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即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与会的44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协定”,并于1945年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稳定成员国货币的汇率,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取缔对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的外汇限制,建立有序的多边支付体系;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向遇有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提供短期临时性国际融资,即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及时纠正该国国际收支的失衡,防止其采取有损于本国和国际繁荣的措施。世界银行的职能在于通过向成员国提供长期性融资以解决成员国发展经济的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协助后者的复兴与开发。194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2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内部的运行机制是:规定“双挂钩一固定”的世界货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固定为35美元兑换1 盎司黄金,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上下浮动不得超过1%。于是美元便享有了高于其它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并因此而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黄金美元本位”制度,[30]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支配战后20多年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另外,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实行加权投票制度,[31]按照资金的配额决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所以实际上也为经济实力最强,占有股份最多的美国所操纵。
接着,美国着手筹建国际贸易组织作为贸易领域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对应的组织,并积极提议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但国际贸易组织最终由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没有批准而未能建立,而关贸总协定( GATT)则得以缔结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临时生效。[32]通过关贸总协定包括的38条内容可以看出,它建立的目的在于: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以求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确立多边贸易自由化体系,以便促进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扩大商品生产和交换。尽管具有临时性质的关贸总协定在法律上从未获得真正国际组织的地位,也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然而它的临时实施却与联合国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与联合国在秘书处和政府间一级进行合作,所以类似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
作为一个准国际性组织,关贸总协定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国内待遇原则,关税保护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以及例外条款等一系列建立自由贸易秩序的基本原则。自临时实施以来,它不仅一直是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贸易协定,更成为削减贸易壁垒多边谈判、解决缔约方贸易争端和规范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国际机构,因此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组织”。然而同样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最强并主导着规则的制定而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苏联虽然也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定工作,但最终没有批准这些协定,随着冷战的爆发,苏东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长期处于该体系之外。中国是该体系的创始国之一,于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到1997年底,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已分别包括184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方之一,中国于1982年11月第一次派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大会。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从此复关谈判长达10年,从1995年11月开始,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并于2001年11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33]到2001年底,世贸组织的成员已经包括144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被称为“经济联合国”。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共同构成了战后调节世界经济、金融、贸易的三大支柱,不仅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范化和一体化进程。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和短期贷款缓解了战后的国际收支危机,使国际清偿力得到增加。60年代基金组织又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34]进一步增加了国际清偿力的供应。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60年代基金组织的贷款重点也从欧洲转向第三世界国家。世界银行则从50年代初就将提供和组织的长期贷款从欧洲转向发展中国家,以资助它们兴建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