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的47年中，通过8轮多边贸易谈判，签署了大量协议，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规范，形成了一套对各缔约方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建立了保障其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机构。它涉及的国际贸易数额巨大，超过了世界贸易额的90%。它成功地解决了100多起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待遇问题提供了机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它使各国关税大幅度削减，发达缔约方的平均关税已从1948年的36%降到80年代的4.5%，发展中缔约方的平均关税同期已降到13%。[36]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由于执行乌拉圭回合（即关贸总协定第8轮多边贸易谈判回合）协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在2000年降到10-12%，发达国家将降到3-5%，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最后一个堡垒——纺织品的数量限制也将在2005年消失。[37]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1950-1970年间，世界贸易总额从610亿美元剧增至3127亿美元。从1947-1995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0倍。国际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国际投资的发展。1950年，西欧与美国之间的交叉投资仅分别为53亿美元和31亿美元，到1970年，美国在西欧的投资已达296亿美元，西欧对美国的投资已达316亿美元。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不断增长，到60年代末，仅从西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每年的净流动额就达到60亿美元。[38]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带动各国经济增长，加深国际经济联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以战后初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基础的，并依赖于战后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它以美国一个国家的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于是其先决条件就是美国拥有绝对的黄金储备优势，美元能够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的国际收支能基本保持平衡。但是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和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减弱。从1950年以后，除了个别年代略有顺差之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随着国际收支逆差的逐年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益减少。194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39]但是到60年代中期，外国人的美元持有额已超过美国已有的黄金储备量。[40]美元的大量流出，形成了美国国外的“美元过剩”现象，据统计，1973年底，在各国金融市场上游荡的“欧洲美元”就达1000多亿。[41]这导致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信誉严重下降，各国争先向美国挤兑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捉襟见肘，这不仅暴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它所推动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之间的不和谐，[42]而且使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陷入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60年代开始就不断发生动摇。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宣布美元贬值并停止兑换黄金。同年，西方十国集团财长会议通过重新调整货币汇率的“史密森学会协议”：将黄金官价从1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美元贬值7.89%，发达国家的货币对美元不同程度地升值，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从上下各1%扩大到2.25%。但是该协议的基本精神仍然在于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年，美元再次贬值，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一固定”的运行机制被彻底取消，于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崩溃了。[43]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仅与国际政治开始出现的多极化趋势相一致，更与国际经济出现的多元化趋势相一致，美国维持了20年多的国际经济支配地位一去不复返了。随着西欧和日本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不断增长，国际货币关系也出现了多元化格局，美元、西德马克、英镑、法郎和日元都成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从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于是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和汇兑安排的多样化也随之产生，国际收支调节制度也不得不相应地发生改变，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临时委员会便于1976年1月在牙买加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牙买加协议》，并由此而诞生了新的国际货币体制，即“牙买加体系”。该体系的运行机制是：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成员国不得操纵汇率以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节或谋取贸易上的好处，并接受基金组织的监督；取消黄金作为货币定值的标准，成员国可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黄金；加强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削弱黄金和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等。该体系于1978年4月正式生效，并成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20年来，该体系的浮动汇率制被证明是基本成功的。[44]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作为该体系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存在。但是从1975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首次举行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便开始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协商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淡化，而是转向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它通过处理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而成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最主要的机构（也包括世界银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日益加速的国际金融全球化进程，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加强对世界经济调节作用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为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而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例如，在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基金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国自1995年为其融资将近500亿美元；在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基金组织向东南亚各国提供了近16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45]从而使自己再次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并重新成为解决和防止金融危机的机构。[46]到1998年，大约90个国家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形式调整计划的影响。[47]

　　但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历史的产物，不仅在加强各国经济合作，应付金融危机，稳定金融秩序和管理国际资本的流动方面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在适应全球化需要的发展援助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它们的加权投票制和贷款额与借款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相联系的规定，使之一直受到发达国家的政策导向的影响并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从而使其政策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化倾向。例如：IMF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框架基本上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蓝本的，对受援国所提供的调整与改革方案都是这样的模式：提供贷款，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并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补贴政策等等，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国经济、地理特点和历史、心理、文化传统的差异，以致使受援国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经济主权的粗暴干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指责美国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以贷款之名，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48]而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业务更多地介入非经济领域，如良政、法制、非政府组织与公民参与、反腐败、民族文化、劳工标准乃至宗教、民主、人权等等，也不断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批评。[49]面对国际社会要求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呼声日益升高，在2000年9月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55届年会上，新任基金组织总裁霍斯特·克勒的讲话和金融委员会主席戈登·布朗的报告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要在新的一轮经济繁荣之际，在其理念、职能和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肩负起促进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重任。

　　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相对滞后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这是因为关贸总协定的历史局限性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贸总协定作为非正式生效的国际条约，从法律体系看是不统一、不完整的；它的临时性削弱了它的权威性；它的“例外条款”和一些“灰色区域措施”使合法与不合法的认定基准模糊；[50]它的靠政府间的谈判并要求所有缔约方“完全协商一致”才能发生效用的解决争端方式，使谈判结果往往取决于各国政治、经济的强弱，难以达到应有的公正，并容易使争端久拖不决；它的相对狭窄的管辖范围，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51]而这些缺陷，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都得到了克服。因此，世贸组织不是对关贸总协定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发展和创新，关贸总协定第8轮多边贸易谈判即乌拉圭回合的主要成果都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中。

　　世贸组织实行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关税保护原则、保护措施可预测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与经济改革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特惠待遇。它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1）世贸组织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具有牢固的法律框架结构，拥有自己的完备的秘书处并设有处理日常事务的总干事；（2）世贸组织不仅获得其成员方的批准和接受，而且作为一项单一承诺构成其各项协议的多边性质，因此它涉及所有成员方的承诺；（3）它所涵盖的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及投资等领域；（4）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具体的时限，其运行具有自动性，它所设有的永久上诉机构，通过争端解决专家小组对裁决进行审议，并就裁决的执行程序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则，使之不易受到争端当事方的影响，并使争端解决裁定的实施更容易得到保证。（5）世贸组织拥有对其成员方进行定期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了解并监督成员方在遵守和执行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方面的实施情况和程度，避免贸易摩擦，并促进成员方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以推动贸易更加自由的发展。

　　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常设性、永久性的国际组织，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世界贸易法”的新里程，并用事实肯定了世贸组织作为“世界贸易法”的地位。[52]尽管它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贸易大国的控制并面临全球发展的各种新问题，但是它仍然能够通过对世界经济贸易的法制化的协调与协商管理，通过开放、公平、无扭曲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逐步达到它建立的初衷：保证不同经济制度国家劳动者的充分就业，促进人们的实际收入稳定增长，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并通过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发展来看，尚无一个缔约方和成员方因为加入该组织后而引起该国经济的衰退，反而是加快了其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加入该组织对本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正是该组织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建立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具有相当积极的为其他经济组织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其运行和规范也更多地倾向发达国家，但是应该承认，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确继续需要这些高于国家层次之上的国际组织来系统管理、规范和控制世界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国家广泛参加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并参与其规则及政策的制定，也必将会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化，并向着更有利于全球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将促进自身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并加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且表明中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