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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主要战略力量之间构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战略关系和结构状态；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特定的国际秩序总是与特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并受到后者的影响与制约。

[②]参见拙文“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载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6-363页。

[③]〔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中文版）（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54页。

[④]〔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20世纪史》（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⑤]〔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中文版）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04页。

[⑥]应当指出的是，国联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经验。

[⑦]国联盟约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对德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内容，而且是战胜国对每一个战败国签订的和约的第一部分内容，因此国联盟约也是凡尔赛体系的组成部分。国联盟约的主要内容，可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1月修订第2版，第24-29页。

[⑧] 《联合国史》的作者埃文·卢亚德深刻地指出，国际联盟的关于保护其他受到侵略的国家的承诺是纯粹自愿的，因此极其软弱无力，而且没有任何价值。参见埃文·卢亚德：《联合国史》，第1卷：《西方控制的年代，1945-1955》（Evan Luard,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V.1: The Years of Western Dominations, 1945-1955,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2年，第6页。

[⑨]美国虽然没有参加国联，但是至少参加了国联附属机构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机构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常设国际法院和知识合作组织，并出席了所有有关军备问题的会议和大多数有关经济和商业问题的会议。

[⑩] F·S·诺斯埃奇：《国际联盟：它的生平与时代，1920-1946年》（F. S. 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its Life and times 1920-1946）,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8页。

[11]威廉·R·基洛：《二十世纪的世界，国际关系史》（William R. Keylo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三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

[12]联合国宪章的全文，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5-60页。

[13]转引自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增订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14]又称“雅尔塔公式”，其基本含义是：安理会关于程序事项以外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11个理事国中7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为之。这种要求在做出决定时必须得到“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使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因此而享有“否决权”。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目前安理会为15个理事国，可决票为9票。

[15]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65年，苏联共使用否决权104次，而同期内美国一次也未使用否决权；从1966年到1985年，苏联行使了12次否决权，而美国行使了42次；从1946年到1986年，安理会内共行使否决权223次，平均每年5.57次，其中95%以上是美苏两国使用的。参见裘克安：《关于否决权问题》，袁士槟：《世界格局转换与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钱文荣：《试论联合国改革和我国的对策》，分别见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6-142页，第66-86页，第105-122页。

[16]朝鲜战争的升级从反面说明了“大国一致”原则在控制危机中的作用，正是由于当时的苏联和占据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民党集团没有运用否决权，才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通过有利于贯彻美国侵略意图的决议，并使美国的干涉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

[17]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2月6日的雅尔塔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上认为，大同盟建立联合国这一国际安全组织的任务是至少保证五十年的和平。参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166-167页。今天这一目标已经得到实现。

[18]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增订本），第390页。

[19]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关于维和行动的规定，它是联合国在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因此关于什么是维持和平行动，目前并无一致的定义，本文根据联合国新闻部编写的《蓝盔：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回顾》一书的说法，参见The Blue Helmets: Review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第2版，联合国，1990年，第4页。李铁城先生通俗地指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在和平解决争端不想求，强制措施又无法求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件新事物。它是介于强制措施和和平解决争端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原是宪章所未曾预料到的。参见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增订本），第60页。

[20]李铁城主编：《世纪之交的联合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附录1。

[21]托管理事会于1994年11月1日正式停止活动，成了联合国六大机构中唯一一个有名无实的空闲机构。

[22]参见聂理纲：《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浅析》，《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42-47页。

[23]参见田进：《联合国与发展：艰难的历程》，谢启美等：《走向21世纪的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26-134页；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增订本），第391-392页。

[24]关于《发展纲领》的提出过程，参见李铁城主编：《世纪之交的联合国》，第四章第一节。

[25]根据白宫自己的统计，1990-1991年期间，美国领导人在各种讲话中有42处提到“世界新秩序”。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02页。与此相呼应，美国认为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终于到来了。有关学者论述单极世界的文章，可参见E·B·卡普斯坦和M·马斯坦杜诺编：《冷战后的现实主义与国家战略》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 2000年9月7日“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首脑声明”，《光明日报》2000年9月9日。

[27]参见〔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17-518页。这三个机构亦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而美国长期以来就是要用这“三驾马车”来取代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对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参见〔美〕菲利斯·本尼斯：《发号施令——美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86-88页。

[28]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00页。

[29]这两个机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控制下，并不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实际上独立于联合国之外。

[30]根据“双挂钩一固定”制度，参加IMF的国家包括美国的中央银行都要按照这一固定水平买进和卖出黄金，以确保美元不会贬值，这又被称为“黄金共享”原则。

[31]加权投票制度，是指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其在基金的配额，即向基金的认股份额成正比。根据布雷顿森林会议，每个成员国有基本投票权250票，另外每增加相当于10万美元的配额，便增加1票。

[32]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由美国提出并得到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的审议通过，但美国和一些国家以该宪章与其国内立法存在差异和矛盾并有损美国的利益为由拒绝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遂使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失败。但美国和其他22个国家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协议，随后它们将该协议与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中的贸易政策条款加以合并和修改，形成一个单一的多边协定，再加上涉及45000项商品、影响世界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占进口值54%的应税商品平均降低税率35%的关税减让表，就形成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出台过程，参见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33]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1995年与关贸总协定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WTO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不再存在。

[34]特别提款权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分配给成员国的除了一般提款权之外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是一种补充储备资产和一种新的记账单位，由基金组织按各成员国的份额分配。成员国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或其他成员国兑换外汇，用于政府间的结算，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也可向基金组织偿还贷款、支付利息和手续费，但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从1981年起由美元、西德马克、英镑、法郎和日元五种货币定值。目前特别提款权主要为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