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东欧终于发生了巨大突变。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到1990年两个德国以东德并入西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再到1992年阿尔巴尼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塌,形成了苏联退出东欧势力范围,东欧靠拢西方的发展趋势。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1990年召开了欧安会特别首脑会议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并成为整个欧洲走向对话与合作道路的新起点。1991年前苏东国家两个最为重要的但已名存实亡的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相继解散,标志着冷战在欧洲正式结束。与苏东集团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新的高峰,1991年欧共体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以将欧共体建成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执行共同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政治实体为目标。尽管冷战结束后欧洲还会经历震荡甚至局部战乱的局面,但是摆脱了两极格局羁绊的西欧必将作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极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已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冷战的终结和海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经历了巨大考验。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表明了中国面向世界开放的决心。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苏东剧变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并导致了短暂而剧烈的政治动荡和一度恶化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在邓小平制定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指导下,成功地渡过了危机,巩固了国家安全,从而显示了一个政治大国的成熟外交。中国将在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同时,加快自己融入整个世界的过程。
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是多重的,在造成第三世界整体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南北差距有所加大的同时,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却逐渐突显出来,并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与动荡。但是,在第三世界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印度、巴西)和集团(如东盟),有可能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次力量中心。另外,南北之间的对话也从经济领域向全球性问题的领域扩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得到全面而彻底的解决。
总之,当两极格局以苏联一极的消失而结束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画面: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单极阶段”终于到来了,于是依靠美国的权势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频频出现在美国领导人的讲话中。①但是,继承了原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西欧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极重要力量。以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它们在世界事务中重要作用。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到冷战结束之时,自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出现的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与冷战的结束几乎同步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如前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蕃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②自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就向往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在冷战结束之后,终于更为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
作者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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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冷战的爆发以及两极格局的形成,请参见拙著《国家大战略与对外政策调整——20世纪40-6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② 1966年3月8日—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举行的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尤其表达了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政府对华政策的不满。参见小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1945-1973》(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纽约,1973年,第305-308页。
③关于尼克松主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是指从1969年7月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及其延伸而来的“三项原则”,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主要涉及美国的力量收缩;广义的尼克松主义还包括1970年尼克松在其对外政策报告中提出的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这不仅涉及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也涉及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基本方针。本文所论述的是后者。有关尼克松主义的资料,可参见理查德·斯特宾斯和伊莱恩·亚当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8-1969》(Richard Stebbins and Elaine Adam, ed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8-1969)纽约,1972年,第333页,第282-283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0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116-190页;《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1)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72年,第221页。)
① 根据“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的部队,应当能够为保卫北约而进行三个月的前沿防御战争,并为保卫韩国和东南亚抵抗中国发动的全面进攻,同时对付一场规模不大的紧急事态;根据“一个半战争”的战略,美军在和平时期维持一般任务的部队,将足以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的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援助美国的亚洲盟国抵御并非来自中国的威胁,以及对付其他地区的一场紧急事态。
② 尼克松在1971年的对外政策报告中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同年夏天,他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是决定未来世界命运的五大权力中心。参见《美国总统公文汇编: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第220页,第803-806页。
③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①美国人质危机是指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将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以要求引渡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和归还巴列维家族在美财产的事件,该事件于1981年1月得以解决。关于卡特主义,参见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60页。
② 美〕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③ “新灵活反应战略”成形于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期,并于第二任期正式提出。
④ 该计划是要运用高科技手段,在美国上空建立一种反弹道导弹的核战略防御体系,在敌方的导弹起飞、进入太空和重新进入大气层袭击目标的不同阶段,利用太空和地面武器进行层层拦截,以保证美国在核攻击时处于安全状态。关于这一计划,参见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中文版),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0-313页。另外,该计划实际成为目前小布什政府坚持要建立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先声。
⑤ 参见〔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① 参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第177页,第20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4页。
②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四分册,第201页。
③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91页。
④ 美国政府和国会以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而推迟了对SALTⅡ的最后表决,1981年里根执政后,更是反对批准该条约,直到1982年双方才重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便是SALTⅢ,但无果而终。
① 参见T·E·韦德内:《1945年以后的世界,从1945年至今的全球变化通史》(T. E. Vadney, The World Since 1945, A Complete History of Global Change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纽约,1987年,第.424页;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② 197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问题、印度支那等问题上中国方面应当掌握和坚持的8项原则,可视为中国新的对美政策的全面而正式的确立。这些原则,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见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0-287页。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④ 关于中国外交的这次调整,可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章。
① 参见〔美〕唐·里甘:《里根政权内幕——里甘回忆录》(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3页。
② 参见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870页。
③ 参见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41-643页。
①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参见他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8年。美国学者赖斯认为,“新思维”是苏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