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中关系[注]
　　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苏联时，针对苏联多次强行干预中共领导层的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斯大林，最后也要落实到斯大林）向代表团（其实落实到个人应该是刘少奇）几次表示道歉。刘少奇接受了。合适的做法是：刘少奇不能接受。应该让苏联方面知道，这个歉应该让毛泽东来受领。因为苏联的强行干预所带来最大情感震荡冲击的最终落实者是毛泽东，这是很明显的，无须多说，因为毛泽东是中共的最主要决策人，无论是换领导层还是不换领导层而是就具体问题要领导层按苏联的决策办，最终都会指向毛泽东，因为他是最终拍板人。既然是毛泽东受领了痛苦，当然这个歉应该道在毛泽东身上。刘少奇不明不白地接受了。如果换作周恩来，周恩来做事细致，他应该不会让事情弄成这种结果。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

　　毛泽东承受了痛苦，却没有得到道歉。苏联（斯大林）认为已向中国道歉了，事情谈清了，而且你已接受了道歉，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能再拿来说事了。

　　等到后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见面时，毛泽东提到了受到的委屈，可斯大林认为，已经道歉了，事情早就谈清了，事情已解决了，为什么还纠缠这事。

　　说到这里，要说说中国和中国之外（包括西方，但不是指中国之外所有国家）的不同。

　　中国之外的人认为事情解决了，不能还拿来说事。

　　而中国一些人（自然不是所有人，有些人也像上述中国之外的人一样）事情已解决，仍会拿来说事。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主要涉及两点，这些在本杂论其它地方已有，不再赘述。

　　自然，这里毛泽东有情可原，因为他没收到道歉。

　　如果斯大林有类似中国的一点特色，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再向毛泽东道歉。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斯大林做错了或不合适。不少中国写书者总是站在“毛泽东一定是对的”的立场或“中国一定是对的”的立场说这个错了或不合适，那个错了或不合适。而不是站在尽量客观的或超脱的立场来评论事情。其实在这点上斯大林没有错误，因为事情本身已谈清楚了，也道了歉，中国也已接受了，毛泽东也有情可原。最可能阻止到这种情况的应如开头所说，在刘少奇那时就应终止掉。

　　苏中关系[注]：有的人说为什么不用中苏关系。那是由于（１、２是有先后顺序的）１　苏中念起来比“中苏”节奏感强；２　“苏”放在前，也合于情理，就像两人合伙做生意，别人钱出得比你多，能力也比你强，而且贡献比你大，把他排在你前面没什么心里不愉快，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2 苏中关于人们生活要求的争论

　　斯大林或别的苏联领导人说，苏联人不可能那么过日子，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要求那么低，从总的人口素质来说，苏联与中国处在不同的阶段。当时中国媒体对苏联进行了大肆批评。事实上，苏联说的基本上是对的。

　　文学能反映很多东西，它与历史不一样，历史关注事件，如果30年没发生事件，某1年发生事件，那么30年占的篇幅可能远远少于叙述某1年的文字所占篇幅，甚至30年可能只字不提。而文学显示当时精神风貌、气质，如果想从某种角度了解历史，文学比历史书准确、具体。可以把民国及稍前时期和解放后的文学作品、作家与俄罗斯（和/或苏联）同时期的作品、作家比一比就可看出一些东西。比如出名的如鲁迅（尽管不少人对鲁迅有意见，那是由于大、中小学教材编写者选取文章时的从艺术之外考虑这一缘故造成的，不选体现鲁迅有艺术特色的文章，专选一些杂文，其实，鲁迅还是有写小说能力的）的《在酒楼上》，比如何其芳的《墓》，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这里说的是整体，不排除个别的）与俄罗斯（和/或苏联）比如蒲宁的《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戴骢译）（喜欢看小说中曲折情节的人可能对这类小说一开始还不大习惯）、契科夫的《带阁楼的房子（艺术家的故事）》（汝龙译），差别是明显的。蒲宁的那个作品明显地体现出的是一种优雅。至于像沈从文的小说，还有比如郁达夫的《迟桂花》等也很好，有中国特有的事物在里面，不少东西也能*****，特别是对像我这样处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有亲切感，但我不能肯定别的文化环境中的人阅读它们能有触动，可能只是猎奇或出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兴起直至近现代的这种西方文化本就对异质性东西感兴趣的缘故（这里只讲大体，不涉及具体某个人，具体某个人肯定有不同的行为），注意，只是对异质性东西感兴趣，不是说认同——认同就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既然说到蒲宁的《一支罗曼蒂克的插曲》，就提一下德国施笃姆的《茵梦湖》（孙凤城译）。《茵梦湖》稍逊一筹，当然，如果你是离开文章情境之外，像有的人一样（站在外面）从文章结构上赏玩，那是另一回事。《茵梦湖》其实也非常好，（同时也展示了绅士之间涉及同一个女子时感情的处理方式，对当前的中国不少人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在如上述所述那个位置来说稍逊一筹。这篇小说在我这本32开本（850×1168毫米）书中占了30页的篇幅，除了“站在路旁的孩子”这一小节涉及吉普赛女孩和圣诞夜的描述之外，基本上从“茵梦湖”这一小节到最后体现了小说的价值，这已经是过了一半多的篇幅。而前面那个除外所涉及内容，其实也与上述“基本上从……到最后体现了小说的价值”所指出的东西无关。

　　事实上，从“茵梦湖”那节开始到最后完全可单独抽出来做为一篇完整的小说（自然，若这么做，前面应以很少文字作些交待，否则从“茵梦湖”到最后这些内容里涉及的人和事读者莫名其妙。这是不言而喻的，无须多说）。

　　按我的了解，西方的不少小说常出现涉及到“死亡”有关的事物，这可能是某些宗教、影响到这些宗教的宗教产生前的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宗教之外的类体系等试图对死亡进行超越而在西方社会留下气氛的结果，它们以那种方式回答了注视者一直在注视死亡而关注的死亡话题。对注视者一直在注视死亡而产生的关注死亡而形成的问题，死亡可能还有别的回答方式，这要等肇始于古希腊，蓬勃兴盛于近现代时候的西方的科学，它发展下去，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从另一种角度）予以回答了。自然，科学不仅仅是回答“死亡”的话题，它还有别的功能和别的价值。（这里别的价值与它前面的别的功能没有什么一一对应关系）。

　　回到上述倒数第四段“可以把民国及稍前时期和解放后的文学作品、作家与俄罗斯（和/或苏联）同时期的作品、作家比一比”，可以看出整体缺乏优雅的东西。这种东西中国在宋朝还非常明显，这可以从宋代留传至今的艺术作品中感受得到。上述沈从文作品，郁达夫那个作品从作品本身来看毋庸置疑基本上都很好，从作品中展现的他们时代精神气质看，缺乏优雅的东西——这不是作者的问题，与作者无关——所以，这些作品只能处在是个调剂的位置。

　　回到上述与苏联相关内容，所以毛如果想取代苏在共产党国家阵营的位置，不大可能，不要说东欧那么多国家，仅仅苏联的人们就无法接受，而且有些东欧国家还认为苏联的人整体素质又在自己之下，因此如果毛有这个想法的话，也注定不会成功。这不是什么某项政策或纲领修修改改就能为东欧和苏联接受的，它要求整个推翻重造，而这是不可能的，某项政策或纲领最基本和/或最主要的东西是中国当时人口整体素质所处阶段的产物，它不可能产生超越此之外的政策或纲领。

　　原文之外的补充：其实，俄罗斯（或俄苏、苏俄）这块土地上的优雅可从很多细节可看得出来，比如这次胡锦涛主席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这个庆典在5-2319:00新闻联播中播放了，只是央视网站上这一天竟然没有19:00的内容，既然能在19点播出，你自己已经在19点播出了，为什么又不放在网站上呢，不知道是工作人员疏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是别的原因，那么央视网站常删东西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就到别的网上下载，别的网站上有，从片子中可看到俄罗斯是不是有优雅，特别是胡锦涛到无名烈士墓献花时仪仗队的走姿——当然还有背景音乐——与随后仪仗队检阅时两相的对照，一个是步子慢、很有节奏感而优美的，一个是展示的是力量，在后者的映衬下，这种感觉更明显，如果你对芭蕾舞比如天鹅湖有常识性的了解，就可看出受比如天鹅湖芭蕾舞这种优雅事物熏陶的影子在那里。

　　3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一事（有洪秀全的命令，命令是杀杨少数几人）。有的人总结说，杨秀清鞭打北王岳父，不知看北王面子导致的。我不知道某些中国人总结来总结去怎么总是总结出这么个裙带性质的结论。更可能的看法是，韦开始并无什么怨恨杨，及至杨逼迫洪秀全封自己为皇帝，才意识到什么东西，一直以为对方是正直的人而被欺骗，你正直，别人当然不会怨恨你（除了小人，他们眼里是没有什么正直不正直的），一旦别人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而本质上是欺软怕硬而已，就格外愤怒。既然杨秀清并不是韦昌辉曾经认为的人，而只是通常行事方式那种状况下的人，那么按照在这种情形里行事标准，当然要照顾对方面子。

　　这些读书人总结东西总不脱离面子等东西。而面子涉及到作假，说来说去，他们就推崇两个东西，一个是作假，一个是公权私用。

　　随便上电视看看很多的古装武打片，片中很多中国人没有什么正义感，一看自己父亲被害，明明自己父亲做的不对，而仍然要去所谓报仇，看看《亚瑟王》这部电影一个角色阿勒克图说：“他（指该角色父亲马里斯）迷失了方向”，并没由此仇恨使父亲死亡的人。如果中国仍不能脱离那种基于血缘的杀伐，那么中国人仍将在“腐蚀公权—公权私用—造反或外敌少数人入侵时就能一败涂地”的怪圈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