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6830双布鞋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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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6830双布鞋的纪念

2010-8-24 23:21:00 作者：庄庆鸿

     8月14日，6830双布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以纪念6830位在日死难劳工。每一双布鞋的背后都是一个被撕裂的家庭。
    这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活动的内容之一。
    摆放这些布鞋的数十人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家属、日本友人和志愿者。在这支一律身着黑衣的队伍里，有微驼谢顶的白须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皱纹；也有打耳钉、烫卷发的少年少女；有中年发福的山东大老爷们；也有白帽长裙、用日语交谈着的瘦削女士。他们表情严肃，都穿着同一件黑T恤，印有白字“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几个瘦骨嶙峋、挣扎着的人，这让他们几乎化成了一个符号。
    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行绑架169批中国劳工到日本135个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共计38936人。6830这个死亡人数来自日本外务省1946年的统计。

                          6830双布鞋，20490次弯腰

    摆放布鞋的行动从下午4时30分开始。
    “大家听好，每一排放40双鞋，放在台阶边上，鞋跟靠拢，都摆成八字型。”组织者王红在广场上顶着大太阳喊，“每双鞋都是我们的老人，鞋里放上些石子，免得被风吹跑！”
    纪念馆的广场是两指节长的粗石子铺就的。在烈日下，抓起每一把粗石子，石子都是发烫的。
    没有人撑伞，没有人抱怨石头烫。有老人往每只鞋里放了特别满的石子，还问：“这放在台阶上，鞋跟是要突出1厘米，还是5厘米？”
    在广场摆鞋原本预计一个小时完成。但一个小时之后，刚摆满了数十级长台阶。夕阳西下，已经有老人干不动了，坐在箱子上扇风休息。
    为了加快速度，人们排成一排，每人拎两双鞋，两头拉起一条长长的尼龙绳，喊一声“好嘞”就把绳子贴在地面，每个人迅速把鞋跟靠在绳子边上，再抓几把石头放进鞋里，然后再移动到下一排，仿佛插秧。
    一条绳仿佛插秧的“战线”，有人退到旁边休息，或者动作略迟钝，就露出了没放上鞋的空档。即使在夜幕下，也足以看清，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默默弯腰，拿起几双鞋，走上前填上了空缺。他是70多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
    53岁的韩建国在100多米长的绳前不停地左右打着来回，喊着口号，就着微弱的天光检查绳子有没有歪斜。他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父亲于1944年被日本兵强行掳走时只有19岁，在日本被强制劳动近一年。
    “1945年被遣返时，我爸在天津下的船，从天津活生生走回山东啊，我现在开车都要4个小时……”这位干了一辈子公安的汉子说话的时候哽咽了，拿毛巾捂住了眼睛。“我爸是名军人，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但他在世时始终很少提起劳工那时候，因为太痛苦了，他不想说。老人1985年去世时才59岁，医生诊断食道癌，原因是年轻时落下的。”
    从箱子里拆出来的布鞋放得越来越乱，有个女孩发现了，气得直喊：“这双鞋顺了！都是右脚啊！那双也是，还一只大一只小！”
    面前的大叔都说：“姑娘，赶快摆吧，看不太出来……”
    但她瞪着眼把摆好了的鞋都拎出来，重重扔到后面，说：“这都得重来！”
    韩建国还不到20岁的女儿也参加了摆鞋的活动。借着手电光，她把一堆乱码黑鞋的白布底一只只亮了出来，嘴里念叨：“39码，左脚，这只41码，这只也39码对上了……”每对上一双，她就给摆鞋的人送上一双。
    这次来南京，女儿的态度出乎韩建国的意料。
    “因为记得牢的就是我们这代，我估计她就是来随便看看，但是摆鞋也好，看展览也好，我观察她态度都很认真，真不错。”这位父亲说，“天太热，她本来想穿牛仔短裤来的，我告诉她说不行，这是严肃的场合。最后她也穿了长裤。昨天她戴了顶红帽檐的帽子，今天自己就不戴了。”
    到晚上8时零7分，6830双鞋全部摆放整齐。
    每摆一双鞋都要弯3次腰，从箱子里拆开取出来弯一次腰，送到预定位置放下弯一次腰，下一个人把鞋翻过来八字摆好、放入石子弯一次腰。
    6830双鞋，20490次弯腰。

                                 摆鞋的日本人

    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的白发苍苍的日本人，经常被习惯性地认为是来忏悔的日本老兵。但这次摆鞋队伍中的15名日本人，却一个也不是。
    京都龙谷大学人类科学宗教综合研究中心的中村尚司教授今年72岁，祖辈并没有在战时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父亲的弟弟曾在二战期间参军，去的是越南战场。“日本宣布战败的时候，我才6岁。小小的我头脑里还以为这是一场和美国的战争。”
    上世纪，中村教授曾经受邀作为研究者去往中越战场，也曾受朝鲜邀请随团去过平壤。但他说到这些时摇摇头，认为这些并不算“真正的了解”。
    “要想两国、两个民族真正互相了解，我们这些‘小人物’、平民也不能不行动。所以在草根层面，日本人不能不这样到中国来看，中国人也不能不去日本看看，不了解历史是不行的。”中村教授嗓子沙哑地说。
    一头短短白发的木越阳子女士，是2002年成立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参加声援花冈受难中国劳工的行动已经20多年了。说到在花冈受难的中国劳工，她脱口而出：“共986人，419人死亡，是日本全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工厂。”
    “花冈是个由矿山构成的小镇子，我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矿山镇子上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在矿山工作，不过那时已是战后了。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和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大呢。”摆鞋的休息间隙，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
    1944年6月30日晚，无法忍受残酷虐待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记入史册的“花冈暴动”。
    当天晚上四处逃跑的中国人被抓回，第二天集中于广场上，花冈的普通民众亲眼目睹了中国人遭受毒打和屠杀，当时也有居民和警察、宪兵一起殴打中国人。
    “花冈人通常对这一惨剧缄口不语，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犯罪者’、加害者，即使你没有打人、杀人，可能你的邻居、弟弟就这么干了。被打的人会愿意说当时被打得多么狠，而打人者通常就不愿意提打人这回事，就像战后的中国和日本。”木越女士说。
    在战后开采时，花冈人挖到了战时填埋的旧坑洞，发现了不少中国劳工被填埋的骨骸。当时都没有报道，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提及，所有人大为吃惊。由此发起了中国死难劳工的遗骨发掘运动和遗骨归还回国活动。
    让木越女士自豪的一段历史是，1960年代，日本合并行政区划，而花冈町的山本町长对合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保留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慰灵碑。
    “这样的慰灵碑，在全日本都是很少见的。”它在1963年11月由日本各界友人募捐，在花冈町十濑野公园建造。碑正面刻着“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十个大字，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木越女士每年都会看到，从海那一边来的遗属摸着碑上刻的中国人名字，说着“我现在已经比父亲当年的岁数还大了，也有孙子了”，扑在碑上放声大哭。还有人一看到就说不出话来，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截至2009年，花冈和平纪念会向日本全国募捐到约4000万日元，今年4月还成立了花冈事件和平纪念馆。
    山本润子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编辑，40岁出头，算是此次来华的日本人里相当年轻的一位。但她不是为了采访而来。
    “因为采访和摆鞋不能兼顾，这次我不是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的。好像说得太伟大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她微笑着说。

                          “更想让日本人知道这些&rdq

责任编辑：走向蔚蓝

文章来源：摘自2010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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