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去年底隆重推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所涉及的9国看，其中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5国都是人口不多、领土面积不大的小国，所以有人就疑问道：为什么近代崛起的都是小国？
而环视当今世界，稳居“亚洲四小龙”榜首新加坡不过是一城之地，面积差不多为上海市的1/10；“海湾明珠” 卡塔尔也只不过天津市那么大，但其却拥有经常抖出基地猛料的半岛电视台，在其首都多哈经常上演中国入世一锤定音这样的小国“大外交”。在短短十年间从加入欧盟时最穷的国家到变成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超过美国和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的爱尔兰；世界经济竞争力多年排名第一的芬兰；人均国民产值占世界第一位的瑞士；甚至“黑非洲成功的范例”的博茨瓦纳现也从赤贫走到小康。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均是小国，但他们却也都能声名显赫地崛起。究竟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的崛起？他们的崛起又有什么可资借鉴之处？应该说，小国的崛起却拥有着更大的学问。
优越的地理位置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小国。据估计，葡萄牙在进行第一次海外扩张时，人口总数不超过125万。偏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这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却在五百年前相继成为称雄全球的首批霸主，其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截断了中亚商路，而红海一带的海路则向来为阿拉伯人垄断。东方商品的缺乏使得其价格水涨船高，西欧商人迫切希望找到通往东方的新途径。欧洲人在陆上武力突围失败后不得不从海洋寻找出路。这时偏居一角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萄萄牙和西班牙则尽显其得天独厚的地利之便。“影响葡萄牙历史的地理特点是它位于大西洋的前沿和欧洲与西班牙半岛的最西端。”葡萄牙地处欧洲与非洲的交汇处和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是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系大西洋的要冲，首都里斯本港是西欧、西北欧各国船只进出地中海的咽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葡萄牙成了航海贸易的发源地。而西班牙领土北部与法国接壤，东部是美丽迷人的地中海，西部毗邻葡萄牙，北部是大西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从两边将西班牙紧紧环抱。因此西班牙是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纽带，也是地中海的的汇合点。时至今日每年担负着全世界近1/5空中旅客出入境和中转站的重任。所处的地理位置让欧洲的海外扩张从伊比利亚半岛率先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首批称雄全球的霸主。
而地处西北欧的荷兰，面朝大西洋的北海，背靠广袤的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两条主要水道，从这里入海。为了排涝，荷兰人修建了多条运河，构成了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绝佳地理位置成为了荷兰人作为欧洲窗口的资本，并使得荷兰具备了成为欧洲新商品集散地的可能。于是，荷兰人在历史的脚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同样的是，先前一直处于罗马帝国和欧洲边缘的英国在新航路开辟，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后，则地处国际贸易航道要冲或中心点上，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维系近两个世纪的“日不落”帝国。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海峡的“咽喉”，居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大洋洲海陆交通的要冲，被称为“远东的十字路口”。而处于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人口约400万的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码头，电子深加工的重要基地，世界主要金融、航运和对外贸易中心之一。
地理位置的意义还在于周边关系的好坏。历史上已经证明了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主权纠纷不断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崛起的。不幸的是，中国却是世界上邻国最多、周边情况最复杂的大国之一。
开拓精神
如果仅从地理位置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免让人悲观，似乎众多国家的崛起是先天注定的。但我们可以从新加坡、以色列等国的看到的崛起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开拓精神。如果没有国父们的艰难开拓，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列及新加坡。
1965年8月9日，在李光耀的带领下，脱离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新加坡仅是河口沙洲上的一个小岛，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没有一点像样的现代工业，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加坡这个小岛国死定了。作为东南亚迄今最小的国家，新加坡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如何在强大邻国间维持主权独立；如何解决根本的就业问题，将缺乏资源、基础，贫穷、落后而脏乱的蕞尔岛国带入新局。这都是李光耀不得不面对的严苛现实。但李光耀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他说：“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认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中。”
正是凭借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开拓精神，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发出召唤，一起献身于他们过去想像不到的重任：首先，净化城市；接着，凭着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现，克服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这个小国经历了一个典型的麻雀变凤凰的发迹过程，成了东南亚地区的高科技翘楚、商业枢纽、科研中心。正是李光耀等建国者的强力开拓使得这个连米饭、蔬菜甚至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发展成为东南亚经济的命脉，常年人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000元激增至如今的3万元，并享有“世界花园城市”的美誉。
“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17岁便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体羸弱的他20岁时来到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巴勒斯坦———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地”，决心用定居的方式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他后来回忆说：“我发烧和挨饿的时间超过工作的时间。工作、疟疾和饥饿对我而言都是全新的，也很有趣。毕竟，这就是我来以色列地的原因。”本-古里安于1915年被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出境。1918年，本-古里安加入犹太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从军团退役后，从事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联合的工作。并于1921年夏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长年的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状况极差，不到40岁就开始歇顶，40出头已头发花白，过度的兴奋和烦躁都会使他发高烧。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凭借自己的政治嗅觉，捕捉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两年后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压缩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限额，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土地。面对英国立场的转变，本-古里安决定发展犹太人的地下武装。二战爆发后，面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古里安权衡利弊，提出了贯穿二战的著名政策：“我们将帮助战争中的英国，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