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有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公元10世纪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将基督教(希腊正教)传入俄国；第二次高潮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依照西方的经济、文化模式进行的大规模改革；第三次高潮是19世纪20-70年代，即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及实践；第四次高潮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长期以来，东斯拉夫人一直信奉多神教，崇拜祖先，迷信万物有灵。这种信仰混乱，教出多门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王权统治。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 首先皈依了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而后诏令全国，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强迫市民去第聂伯河里接受洗礼。基督教会(东正教会)一入俄国，几乎立即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它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宣扬大公(后是沙皇)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把大公(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之上的，使他坐上沙皇的宝座……并且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

 

17世纪末18世纪初，以沙皇彼得一世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体察到俄国落后的状况，毅然抛弃俄罗斯守旧自大、闭塞因循的传统，仿效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实施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彼得一世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了那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倡导和主持了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彼得一世在社会文化方面实施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其社会影响也最为深远。他试图使俄罗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清除俄罗斯人的愚昧，主持创办俄国历史上第一所世俗学校，第一座图书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座公共剧院和第一个印刷所。社会风气的变化带动了全面的改革。

 

彼得一世改革的最可贵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因袭封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自此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的特征，从而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彼得一世的这一品格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后继者——叶卡特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等统治者。

 

19世纪20-70年代是俄国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成为俄国思想解放的主题，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一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十二月党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专制黑暗的俄国传播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以自由的鲜血和牺牲唤醒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者，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中，以赫尔岑、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和巴枯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成长起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先进思想，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傅利叶的思想，研究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主观意识层面上表现为试图坚决抛弃传统，接受新观念，然而在客观意识层面上又表现为对传统的依恋，这种心态在新旧观念撞击、新旧文化转换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在规划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总是试图把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嫁接到俄国古老的原始村社文化基础之上，这种结合是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俄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而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阶级是不能独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民粹派满怀热情地实践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理想，但是最终在俄国的现实面前碰壁。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教育了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就是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1880年后，普列汉诺夫流亡欧洲，他不仅在法国、德国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运动的伟大力量，而且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其学说中找到了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钥匙。1882年，普列汉诺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请马克思、 恩格斯写了俄文版序言，把这一光辉的著作介绍到俄国。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列宁在早年也曾为民粹派的救世理论所吸引，但是他很快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弱点，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过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欧洲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从地理因素方面看，俄国虽然为内陆国家，但却身处欧洲中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带上，这为西欧先进文明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彼得一世以及后继者一直在为“出海口而战”，最终使俄国成为濒海的国家，使俄国有了眺望西方的窗口，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传播。

 

从西方文化的借鉴和传播者方面分析，俄国统治阶级和革命者在内心深处都存有对西方文化的原始认同感。俄国的统治阶级的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在心理上大都依属西方文化，当俄罗斯国家出现危机或他们个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自然地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基督教，在精神上统一俄罗斯；彼得一世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叶卡特琳娜二世接受启蒙思想，倡导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标榜民主，自称为“自由主义者”，都是巧妙地把西方思想、文化变成适应俄国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但也在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俄罗斯的先进知识分子多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很多人又都曾长期旅居欧洲，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和民主的气氛，他们怀着对专制制度的无比憎恨，对自由生活的极度渴望，把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作为启迪民智和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有力武器。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俄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从俄罗斯文化形成的特点和结构方面看，俄罗斯文化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俄罗斯文化本身是在融合多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体，结构多元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西方文化又曾经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之一，因此后者自然对前者拥有内在的亲合力。西方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及融合过程。俄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从事另一项伟大的历史性事业，即改造旧文化，建构新文化。

 

在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先进文化对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文化是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动器和催化剂。因为传统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势的旧体制中挣脱出来，即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要来自外界客观的冲击和震荡，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正是这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