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脚注。中国制造业的“军转民”这个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帮”这个名头很响、江湖味很浓的摩托制造群体,成为重庆的一纸重要名片。
彼时,作为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龚刚模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不过,龚刚模在这次“打黑”风暴中落网,缘于他灰色领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对重庆而言,这趟经济列车奔得过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触目惊心得可怕。
重庆市工商联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重庆90%的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相关金额高达100亿元,“房地产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
不少地产公司的老板为了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甚至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作为常见的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运作高利贷向房地产业“谋财”的典型样本,重庆市金龙房地产公司经常被业界提起。
了解金龙内幕的一位企业家透露,其老板为人活络,又抓住了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公司巅峰时期一年能开发5万平方米的项目,总资产数亿计。
这样的好故事却因为高利贷的出现早早收场。由于向高利贷借款400多万元,在每月高达160万元利息的重压之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其老板被迫将3000多万元的房产过户给放贷方,“不敢不配合,否则不是伤就是残,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过,高利贷还是没有放过他。为躲避放贷方的逼债恐吓,最后,该老板不得不将股权拱手送给一个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债。
据已查证的事实显示,金龙高利贷案的背后操纵者,正是此次被缉拿的龚刚模等人。龚与曾当过警察的陈坤志共同成立了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实际业务就是向企业放贷。
金龙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逾期难以偿还。这些高利贷不仅数量惊人,利息更是高得离谱。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才导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 ,“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黑社会大佬背后,涌动着每年上百亿元的高利贷收入。官员跟黑社会勾结的堡垒里,到底是谁在为黑社会提供庞大的黑钱?
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我接触过这些人,据我了解,这些资金来源一些是贪官的非法所得,通过放高利贷达到洗钱的目的,还有部分是国有银行通过职务之便弄出来的钱,”律师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见的是,在游动着数亿高利贷的重庆,讨债事业相当红火。无论是在卖小面的弄堂里,还是在希尔顿酒店的围墙上,随处可见“追债维权”的“牛皮癣”。 很多追债公司为了取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甚至以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
追债的技术也随之升级,龚刚模甚至给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等武器,并有严格的内部分工。在这些监管缺失的灰色领域,一些团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专用的移动电话定位系统。
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