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走了，他走的很安静。在噩耗传来之前，似乎已经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位新中国的传奇科技工作者，或许只有每年年初例行的国家领导人探望才会把久违的镜头对准这些曾经影响中国的老人们，尽管镜头的意味不仅仅在于此。“丧失回忆”缘于日常生活机器的麻木侵蚀，或许，名人离去的象征意义方能激发起人们倾向于回忆的思考。生者对死者的缅怀，因崇敬而触及反省，通俗的讲，这就称作“遗产”。

　　印象里，钱学森是《祖国、我苦恋着你》这首歌主题里所赞颂的人物，因为小学的合唱比赛中，主持人叙述这首歌曲的串讲词时，提到的就是钱学森。作为新中国归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钱学森回国的经历由于政治的需要被无限放大，那位美国将军声称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说法无疑给这位中国军工研究带头人的分量增添了许多砝码，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是更多的神秘感。因此，钱学森在中国军工领域的实际工作却相反为我们所遗忘了，我们记住他更多是因为他那一颗鲜红的中国心。“苦恋”在新中国不同阶段里被拥有太多不同的意义，或许钱学森是他们之中最为幸运的一个，那时正是祖国积弱受欺的年代，他所拥有的是这个国家最为迫切需要的。实际上，钱学森的归国经历被人们所简化，尽管还原历史也并不减少他的爱国色彩，但是我们却能读到更多。

　　1950年7月，尚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钱学森被美国政府取消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被怀疑为美国共产党，是被社会主义阵营利用而打入美国军事尖端领域的间谍。他紧接着被吊销了“(美国)国家安全许可证”，却从此也给他的人生粘贴上了“政治”。那时正是麦卡锡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刻——铁幕之下，站在自由主义立场边的美国出于对极权主义的深度恐惧，把政治意识形态的清理工作渗透到了学科研究领域，钱学森也因此被列为怀疑对象——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科学研究的资格来自于“政治正确”，这对于铁幕两边来说都是成立的。由于无辜地被打上了“共产党人”的烙印，钱学森因此毅然选择回国，并且同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钱老的气愤恐怕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受了美国人的欺负，二是自己的科研工作受到了政治的无情干扰。受到了一边的排挤，却受到来自另一边的接纳，两级政治体系下，科学研究也背负上了背叛与忠诚。这是古典哲学与政治之争的现代版，科学服从于政治效忠，这或许从来就是政治哲学里的常识：国家共同体面临生存抑或灭亡时，作为总体的国家意志必然凌驾于个体意志——这是美国也逃离不了的宿命。

　　不过，新中国将这一逻辑阐释于一套新建立的教育科研体制之中，在这一体制中，国家主导着科学的发展方向，大学也被纳入到严密的行政科层体系之中。由行政命令线贯穿的科研工作可以是高效的，但这些往往需要运气以及来自决策层一贯的英明。恰在那时，钱学森之所学，与国家所需一拍即合：195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钱的《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年，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钱学森在国内科研工作的传奇之路，并不比他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逊色。但是，如果钱老在生命最后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加州理工学院留给他的影响话，那么他明白传奇恐怕只是体制所开的一个特例而已。这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的“大师匮乏论”，尽管钱学森不会承认自己是大师，但他会谦虚地承认自己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的机遇。再为扭曲的体制下也会有幸运儿的诞生，不过这不能成为我们侥幸的借口，体制的抹杀让我们失去的是庞大的基数。由此，钱老的问题也产生了，他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什么是“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模式，如何建立?六大高校校长的回应是这样的：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大教育的投入;加大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云云。

　　钱学森回忆讲：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这样看来，其实钱学森就显得也并不是那样的幸运，科学研究不再是一个开放性的领域，而变成了被指导的封闭领域。因此也就有了所谓“万能科学家”，这一称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高精尖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他们曾经自豪的指出“国家需要的领域就是我们研究的领域”。在计划配给的时代，思想亦是计划配给的。它必须把最敏锐的脑袋投到关系国家尊严抑或虚荣的位置，政治话语也懂得投桃报李，在举国体制胜利后会给功臣们贴上爱国的勋章，并配以舆论与宣传，新中国时代的科学巨匠就这样诞生在虚矫的民族“苦恋”情绪中：人们太渴望被承认，那些曾经使得我们受到承认的功臣会被景仰为大师，说到底，这还是政治的。

　　二十世纪末期，世界从两级体系中走了出来，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缓缓迈进了二十年。科学研究如今还需要政治正确作为保证么?这个门槛理应降低一些，毕竟，和平的环境下人们会适度加大对“多元”的容忍，《论自由》作者密尔曾言，个性是人类社会福祉的保证，正是由于天才在于想常人之不想，科学才有它可以扩张的广阔天地。它也不必担心受到任何来自集体名义的训导，其实美其名曰训导，倒不如说是平庸化。更有甚者，当科学作为政治操纵的证伪工具时，那么这种训导则更是种欺骗：这一政治修辞术的最高境界，使得马基雅维利的阴魂亦会暗自得意。钱学森一生为我国的航空军事科技的呕心沥血，功勋无数、荣誉无数，这些我们都不应忘记;同时，他也曾经论证过“亩产四万斤”的科学事实。钱老的论证对于科学想象来说无可厚非的，前言的科学何时不在领先着我们常人的想象呢?我们如今缺乏的恐怕正是这种异想天开。然而，我们几经信仰科学到癫狂的地步，这是五四以来的大传统，这一传统被政治需要所接纳后，科学也容易成为论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工具，当政治脱离了以常识为基础，它的破坏力则是惊人的。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需一个道歉。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钱学森的形象由于被政治化，他理应对他论证造成的消极后果做出道德承担，因为他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人。

　　斯人已去，虽有小瑕疵，但老人精神的四重世界仍称得上世人楷模，我们记住了他那爱国者的恒心，科学家的专心，教育家的创新，普通人的爱心。但这不是他精神遗产的全部，他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和思考，更能让我们借着敬仰之情而更深刻地去触及灵魂的自我反省——毕竟，民族前进道路上的依然荆棘密布，而错误大多来自于我们错误的认识本身。这便是遗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