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在反映民意方面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今天有了互联网，每一个网民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意见的表达者。这种情况为我们下一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情景。“网络问政”可能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之一。
我们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场深刻的变革，难度非常大。因为我们过去的政治是黑箱政治，现在大概是介于白箱和黑箱之间的灰箱政治，但是灰箱政治已经比黑箱政治好得多。
如果没有互联网，我相信我们政府的政务公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说实话，出于利益的考虑和比较复杂的原因，地方的各级政府在全国的普遍情况来说，公开信息的动力不强。反过来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希望公开信息的动力反而很强。
鼓励网民发表意见是修正决策、听取民意的最短路径
曹景行：可能还比哪个更多一些情况。这种情况下能问政吗？
展 江：好在互联网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媒体，目前我们传统的地方媒体在各个地方基本上很少能够发挥问政的作用，所以互联网实际上就取代了传统媒体在这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尽管它是有限的。
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地方政府，不属于地方各级的相关部门管理，所以我觉得在相当的程度上，即便是当地发生的事件，产生的议题，不能由当地来继续扩散、传播的，其他地方的网民包括一些网站都可以积极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它造成了传播的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结果就是其他地方许许多多的网民作为传播者，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参与到这样一个问政的过程当中去。
曹景行：祝老师，你是人民网，本身是做舆情观察。
祝华新：我们在做监测的工作，我们本身不是问政的主体。
曹景行：那么谁在“问政”？
祝华新：在“网络问政”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有三方，一是我们普通网民， 3.84亿或者是4亿网民，包括去年以来手机用户也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网络问政的行列当中来。
第二个是网站的管理员或版主，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第三是地方各级政府对网络问政的态度，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地发展不太均衡，可以说中央是对互联网的认识是非常到位和比较前卫的。*********总书记和*********总理多次和网友进行过交流，或者是对网上提出的疑义做出过重要的批示。
我家乡江苏省镇江市，鼓励网民在当地的论坛上提出对于政府市政的一些意见。虽然意见不是很尖锐，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民生问题的意见，但如果地方政府比较明智的话，鼓励网民在本地的BBS上发表意见，它是一个最短的修正决策、听取民意的路径。
这就避免了像山西黑砖窑事件这样，它的路径是非常漫长的，拐了很多弯。2007年山西黑砖窑的事件是从河南的大河网发贴，400位父亲的泣血呼吁被转载到天涯，然后在天涯置顶之后引起四位政治局常委和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批示，中央派出多个工作组，然后变成山西全省解救被奴役的劳工，整顿非法用工的专项行动，最后又落回到山西洪洞县，这个路径太漫长了，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网络使公民权利的行使成为可能
曹景行： “问政”这个字词以前在中国并不太多，直到有了网络我们才提出“网络问政”。网络如何变成问政渠道或者是一个方式，网络变成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连接呢？实际上能不能这么说，我们《宪法》当中有很多公民的权利，但这种公民权利要实现并不容易。恰恰是网络使我们的公民权利得到了比较充分行使的可能性。
展 江：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的宪法35条有很好的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还有第11条，公民有监督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各种行为的权利。也就是说，他还有主动的批评监督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要落实的话，我想中国的政治的进步一定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很可惜，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这种状况往往停留在纸面上，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宪法》如果真的能够实施的话是非常好的，但很可惜它现在只是一张纸，或者是《宪法》顶一个球之类的一些评价。
网络出现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疏通了问政的通道，有了这样一个通道之后，至少大家都觉得过去讳莫如深的一些问题，一些所谓的内幕现在都有可能，不能说原原本本的，但至少是大量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势对于我们民族和法制的发展，对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的落实，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我也想对比一下国外的情况。因为去年10月份我去考察过法国的互联网，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业，再看看欧洲国家的互联网业，中国人还是应该感到自豪。一个是我们的门户网站非常强大，欧洲是找不到的。第二，我们的互联网，特别是门户网站现在比传统媒体强大，这个在他们的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看到法国战斗报回北京办的一个网站，号称是他们办得最好的网站，这个网站给他一个目标，三年内能够自负盈亏，现在看来前景都是不乐观的。我们一个小小的网站的规模就要超过它，更不要说海量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对于扩大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的权利，如参与权、表达权…
把上访改成上网，减少访民的痛苦
曹景行：网络是给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
展 江：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很多东西不可想象。另外如果政府改变治理方式，利用互联网可以减轻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冲突。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把上访改成上网，减少访民的痛苦和访民的代价，政府也不至于这么被动，要去接访处理那么多难缠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当时不能及时解决，变成一个长期遗留的问题后，就更加难以解决。
曹景行：有了网络我们可以谈到网络问政，以前没有听到电话问政，这就是网络的特殊性或者说它的威力所在，功能所在。
就拿两会来说，前两年已经感觉到，网络在推动着我们的舆论，也推动着两会的重大场合上大家的议题。原来两会基本上是政府定一个题目，然后大家讨论通过。这几年我们发现，两会当中的许多话题是老百姓定的，老百姓又通过网络与委员和代表呼吁，然后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中的这样一种议论环境。我想请教祝先生，您觉得是不是现在一个新的现象，您从人民网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几年包括今年两会网络到底在议题设置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祝华新：从两会的情况看，网友的意见非常踊跃，我们人民网开通了一个“有话问温总理”，我今天中午出来的时候发现网友的留言已经将近10万条。
曹景行：是给温总理的，当中个别的有没有删掉的。
祝华新：呈现率大概是有一定比例，但是还是非常多，还有很多涉及到民生和个人权益的问题，其中有大家关心的比如说房价、教育、就业等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在2月27号温总理和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会谈当中基本上都涉及到。
曹景行：那一天我看了那些题目，用词直接。
祝华新：对，2月27号温总理的访谈之后，我们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新闻战线》前总编辑给我发了短信：“感觉到很兴奋，这是代表了一种清新的政治空气。”他是观察中国政治很长时间了。我觉得目前可以说，我们的代表委员，我们政府在涉及到民生问题和一些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问题上，和网民、公众、知识界的很多意见正在呈现一种高度的合流和相互的碰撞，包括我们传统媒体也开始接纳网络的话题，并积极的做出回应。
记得去年一年，几乎所有重要的网络突发事件当中，比如说杭州的“飙车案”、长江大学的“救人风波”、上海的“钓鱼执法”，《人民日报》的评论栏目“人民时评”、“来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传统的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且有的时候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还是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拐点和环节。比如说上海钓鱼执法，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揭露上海存在职业的拦车人群体，这是钓鱼执法案件的一个物证。《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时评。最后钓鱼执法案件由普陀区政府道歉之后，最后钓鱼执法案件由浦东区政府道歉之后，《人民日报》发了时评《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我觉得还是积极的肯定了政府有错必究的姿态，而且安抚了民意。
今天可以说，网络媒体得到传统媒体的呼应，越来越多的得到政府公权利和代表委员的响应，正在形成一种合流的态势，积极的促进了政府的良政和善治。
关闭网吧等雷人提案触发了深层的社会矛盾
曹景行：这两天两会的进展，从27号温总理上网之后，互联网以及我们整体作为新媒体在两会的过程当中，你觉察到哪些事情是特别有意思的？
祝华新：大家关注的可能是经常出现的一些所谓的雷人的提案。有些雷人的提案，可能是代表委员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还有一些很可能是背后隐藏着社会的一些深层焦虑，代表委员的提案不小心触动了，触发了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代表委员失言的问题，而是它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焦点所在。比如说关于关闭网吧的问题，政协委员提出这么一个提案，按说今天通过网吧上网的网民只是中国3.84亿网民当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看了一个数字，去年一年新增的网吧网民只有850万，但是去年一年新增的手机网民是1个亿，而新增的在办公室上网的网民是5000万，大约有80%的网民在家里上网。按说这个支持只是触动了一个小众群体的利益，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可能就涉及到今天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包括网络问政的空间等等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曹景行：大家对关闭网吧这种方式不能接受。展老师，这两天在网络问政方面在今年两会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或者是前两年的事件当中，哪一些是最有意思的事件？
展 江：我个人观察到，腾讯在积极的报道两会，和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互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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