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行驶于莫斯科至圣彼得堡之间的“涅瓦特号”快车遭袭击出轨。

　　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饱受恐怖主义袭扰，多次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如2002年10月，一伙车臣恐怖分子闯入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劫持了912名观众和演职人员。俄特种部队成功地解救了大多数人质但仍有130名人质不幸丧生。2004年9月，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劫持上千名师生，最终造成330人死亡，其中186名是儿童。此外，针对地铁、铁路、水电站、剧场的袭击不断发生。

　　经历2004年连续发生的几起重大恶性恐怖事件之后，人们注意到俄罗斯遭遇的重大恶性恐怖事件明显减少了。俄罗斯的反恐神经虽然没有放松，但俄罗斯民众和世界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刚刚在俄罗斯莫斯科以及北高加索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连续发生的连环恶性爆炸事件，及其造成的巨大伤亡和创伤再度袭来，俄罗斯反恐再次陷入艰辛岁月，面临着许多重压和挑战。

　　俄罗斯的恐怖主义问题是历史问题，交织着宗教纠纷和民族对立。1944年苏联政府以车臣人与纳粹相联络为由将其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期间导致不少车臣人在迁移途中死亡，虽然苏联政府允许其于20世纪50年代返回故土，但民族对立乃至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苏联解体前的80年代后期直到解体后的90年代，苏联政府放松了宗教信仰引导和管理，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信仰复苏，国内外的极端势力形成流动和呼应，并在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日益完善起来，希望在该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宗教国家，并向俄罗斯中央政府发起进攻。

　　叶利钦政府1994年12月-1996年12月发起第一次车臣战争，但缺乏战略谋划，战术简单、进攻粗暴，造成了俄罗斯方面和车臣方面的大量伤亡，俄罗斯方面统计俄军阵亡2837人、伤13270人；车臣武装分子死亡15000人，受伤、被俘40000人。而西方估计俄军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基本估计看，俄罗斯军队牺牲1万多人，伤数万人，当地车臣人以及极端分子同样伤亡巨大，战斗地区几为废墟。战争和伤亡加剧并累积了对立与仇视，一部分“黑寡妇”出现。在后来的大小反恐战斗中，被打死的极端组织人员和误伤的部分平民的亲属也加入了发动自杀性袭击的行列。日前的线索表明，在莫斯科地铁发动自杀性爆炸的两名年轻女性部分带有这个特征，但极端组织利用少女的幼稚进行洗脑和精心训练起了更大作用。

　　俄罗斯专家早就很敏锐地指出，在北高加索地区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民族宗教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政治问题。2002年俄罗斯《社会人文知识》杂志刊登了一位专家、哲学副博士沃洛金娜的文章，题目是《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问题》，指出世纪之交，包括俄罗斯社会在内，世界上出现“伊斯兰热”。在俄罗斯，在国家和宗教关系松动以及宗教多元化的条件下，复兴伊斯兰教的运动开始迅猛发展。其信徒超过2000万，其中400万以上居住在北高加索地区。

　　当地的“萨拉非”派(实质是源自沙特的瓦哈比派)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扎根并逐步传播扩大，使俄罗斯的宗教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伊斯兰教有政治化的趋势，北高加索也不例外。沃洛金娜指出，在北高加索，上世纪90年代“萨拉非派”思想的迅速发展是穆斯林对该地区治理体制危机的反应，是他们对当时俄罗斯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无力解决他们问题的反应，他们试图寻找摆脱既成局势的其他可能性，由此产生对“伊斯兰选择”的兴趣。

　　1996年俄罗斯中央政府发起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失利，车臣开始有计划地实施“萨拉非派的国家方案”，1997年“萨拉非派”试图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家，并企图在四个层次上加以实现：地区层次(卡达尔地区和达吉斯坦的一些地区)；民族或者共和国层次(车臣、达吉斯坦)；亚区域层次(车臣、达吉斯坦和一定情况下的印古什)；北高加索层次。当时的车臣领导人扬达尔比耶夫采取了使国家伊斯兰化的坚决措施：签署了关于解散世俗法庭的命令，由沙里亚法庭（伊斯兰法）取而代之；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开设了伊斯兰青年中心，组织骨干后备军，组建了200人的“伊斯兰近卫军”以及其他两个“伊斯兰安全团”。

　　普京参与谋划并于1999年发起的第二次车臣战争沉重打击了北高加索的宗教势力，战局得以扭转，后来一些极端势力领军人物陆续被俄罗斯政府消灭，“萨拉非派”的国家方案失败，但该势力依然是影响俄罗斯国内局势、北高加索和地区周围局势的重大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遭遇了数次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防不胜防的恐怖活动也使得俄罗斯政府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